中国民歌的形式不仅因产生的民族和地域不同而各异，即使在同一民族和地区中，也常有多种样式。
民歌除七言体外，还有三、四、五、六、八言的，或多达十几字一句。章段结构以四句头最多，陕南、鄂西以及湖南、安徽、四川等省部分地区流行赶五句。两句一首的有陕北信天游、内蒙古爬山歌、晋西北的山曲、壮族师体歌等。藏族鲁体歌多三至五句成章，三章成首，且句子之间讲究对应。谐体歌多四句一首，也有六或八句成首的。傈僳族民歌凡两句两句唱的，均分为上句与下句，上下句要求对仗。汉族各地流传的小调歌词，体例各有格套，如四季调为四段式，五更调为五段式，十送等为十段式，十二月调为十二段式等。西北花儿的河湟、洮岷、陇中三派，格式各异。各族民歌中，还有不少章、段、句数是不固定的。
汉族民歌押尾韵的居多，四句一首的多一、二、四句用韵，五句一首的一、二、四、五句用韵，两句一首的每句有韵。蒙古族民歌则多押头韵，大多数四行为一章，上、下两章成一首，一般每行都要求押韵。各族民歌中还有押腰韵、腰脚韵、头脚韵或腰韵、尾韵相互为韵的。壮族的勒脚欢，西北各族的花儿则有特殊的押韵法。
比兴、夸张、重叠、谐音等手法在民歌中多有运用。揭露抨击性的时政歌谣常用谐音、隐语，双关语在情歌中运用较多，拟人化手法在儿歌中较为常见。纳西族的相会调在大量运用谐音的同时，通篇以物拟人，如用蜂和花、鱼和水比喻男女间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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