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英雄悲剧”、“家庭悲剧”,还是“小人物悲剧”,都要探索到人类本质力量这一人生最深的底蕴。悲剧性的矛盾体现了人的内在生命运动的无比丰富性与独特性。然而,悲剧人物又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自我的意愿。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与其说战栗于人的罪恶,莫如说震慑于人自身那超越个人意志所能遏制的力量,诸如野心权势欲、金钱欲、复仇欲、嫉妒、爱情、情欲等,这些欲望强大到足以创造一切和毁灭一切。人类的分裂冲突,与其说是人与外在世界的搏斗,莫如说是人与自己内在的本质力量在搏斗,是人自身的分裂与对立。人是由自己创造的,人也就被自己所毁灭,不论战胜或毁灭,均来自于人自身内在的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力量,使得我们将自己意识到的或意识不到的欲望、情感、意志、思维、行动、命运都提升到人类自我创造的历史行程当中去,从而获得发展与完善自我,确证自身的解放之感,获得要求有一个合理的社会环境的自觉意识。
V.G.别林斯基认为,悲剧的因素存在于现实中,所谓生活的肯定中;悲剧的世界是人类热情和意志无限的世界。G.W.F.黑格尔强调,悲剧必须显示出伦理实体性的因素,悲剧的矛盾双方都要有伦理的辩护理由,它们应体现为不同的伦理力量。他所说的“伦理性的实体”,实则指人类现实社会。而伦理力量存在于国家、家庭和宗教生活中,体现着现实关系、自然意愿与道德法则,诸如公民义务、职责、统治者的意志、亲属之爱等,它们对“现实生活利益和关系积极参与和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说,悲剧矛盾深深植根于历史的必然性之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正是在个人活动与历史的相互关系的历史观的基点上,恩格斯提出了著名的悲剧定义:“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在他们看来,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这样的一幅历史图景,最易在悲剧中清楚地向人们展示出来。《安提戈涅》如此,《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同样如此。安提戈涅为尽手足之情献出生命,可是克里翁由于自己的专横残暴,同样遭到始料不及的惩罚,儿子、王后相继自杀身亡。《哈姆雷特》最终的结局,既非哈姆雷特的意愿,也非克劳狄斯的本意,他们都按照自己所处的地位、对事物的理解和要求行动着,每个人的行动必定与另一个人的行动发生冲撞,而每个人的行动的结果都悖逆了他的愿望。悲剧双方都有伦理的辩护理由,并不等于说他们必定都是合理的,对历史的合力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在这里,不能用“善”与“恶”、“有罪”与“无罪”去理解悲剧冲突,使之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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