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言歌行唐代歌行①

　　唐代歌行的兴起，与当时音乐歌曲的繁盛以及唱诗之风的流行密切相关。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唐代音乐门类众多，前朝遗曲尚有大量留存。单就宫中载录而言，南朝清乐“武太后之时，犹有六十三曲”，又有“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其曲度皆时俗所知”。除了前代旧曲，又有少数民族（所谓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的乐曲。另外还有当朝人所创作的新曲，如唐玄宗李隆基曾“制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

　　“又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在这种音乐氛围里，歌曲之流行自然不难想象。以歌诗入唱词，见于记载者不胜枚举。《旧唐书·音乐志》载：太常寺“旧相传有宫、商、角、徵、羽《?乐》五调歌词各一卷，……词多郑、卫，皆近代词人杂诗”。唐代不仅绝句可唱，律诗可唱，而且歌行亦可以歌唱。

　　据《唐诗纪事》载：天宝末，唐玄宗尝登勤政楼，梨园弟子唱李峤《汾阴行》至“富贵荣华能几时”以下四句时，玄宗赞曰“（李）峤真才子也”！又据《旧唐书·元稹传》记载，元稹“尝为《长庆宫辞》数十百篇，京师竞相传唱”。又唐宣宗《吊白居易》诗云：“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以上《汾阴行》、《长庆宫词》、《琵琶行》都是七言，这些是七言歌行可唱的明证。唐代七言歌行的繁荣，与唱诗风气的盛行不无关联。

　　唐人唱诗，可以分为有音乐的伴唱与徒歌两种。唐代常见伴唱的乐器除中土原有的琴、瑟、笙、箫之外，还有少数民族传入的琵琶、羌笛、胡笳、箜篌、羯鼓等，故唐诗中有琴歌、笙歌、胡笳曲、箜篌谣之名。然而唐人唱诗在当时更多的是徒歌，所谓醉歌、狂歌、击节而歌、浩歌伴舞、高歌唱和等，多属此类。

　　这种唱诗不拘场景，即兴而发，自由自在，在形式上较具随意性。歌唱中可能套用某些流行的歌曲旋律，当歌词较长时，则将曲调循环往复，以适应需要。

　　在这种音乐艺术氛围中茁壮成长的七言歌行，便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殊的体式与风采。七言歌行上承乐府诗即事抒情的传统，旁取格律诗玲珑精致的风姿，意脉流荡，波澜开合，曼词丽调，风情万种。所以七言歌行应是乐府与格律诗相结合的产物。风会所趋，使唐代诗人创作了大量的七言歌行作品。这些作品中，真正被之管弦、播于乐章的只是其中极少的部分，大量的还是作为诗篇流行于世。《文体明辨序说》论曰：“歌行有有声有词者，乐府所载诸歌是也；有有词无声者，后人所作诸歌是也。……故今不入乐府，而以近体歌行括之，使学者知其源之有自、而流之有别也。”大量的七言歌行未能用于实际的歌唱，因此只能算是一种“拟歌词”（或曰“准歌词”）。白居易《新乐府序》称新乐府诗“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温庭筠《榜国子监》称进士所纳诗篇“声词激切，曲备风谣”，便指明了这些作品“拟歌词”的性质。至于他们在实际上能否用于歌唱，则是另一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