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①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面的遗产也相当丰富。在一些拥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中，很早就形成本民族独特的古典文论传统，如13世纪的藏族学者雄敦·多吉坚赞将印度古典文学论著《诗镜》译为藏文，此后在藏族文人中研习《诗镜》之风历700余年不衰，逐渐成为藏族自己的诗学传统。17世纪的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著有《诗镜妙音乐歌》，18世纪的康珠·丹增却吉尼玛著有《诗疏妙音语海》，19世纪的久·米旁南杰嘉措著有《诗疏妙音喜海》等，显示了独特的诗学智慧。从魏晋到明清，彝族经籍中保存了大量专门的诗学论述，散见于谱牒、训书等古代文献中，形成了自成一体、独具特色的彝族古代诗学理论体系。帕拉纳撰写于1615年的《论傣族诗歌》则是以傣族诗歌为中心，旁及神话、语言和文字诸问题的著作。蒙古族文论家哈斯宝的《红楼梦回批》在红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现代少数民族的文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一些文学工作者对本民族的文学资料进行梳理和归纳，一批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如《苗族文学史》、《白族文学史》、《纳西族文学史》和《藏族文学史简编》等相继问世。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创立和1983年《民族文学研究》的创刊，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在国家学术格局和教育体制中的正式确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第一，对各民族文学大量的原生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其中对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等的整理工作已形成规模，民间神话、歌谣、谚语、故事、叙事诗等的采集进展迅速，少数民族文艺古籍的整理工作有较大收获，在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和数字化技术记录、储存和传播少数民族民间口承文学资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第二，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在中国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人员主要力量分布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机构、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全国文科高等院校，特别是民族院校。他们中的老一辈学者大部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从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后来转入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青年学者表现出可贵的探索精神和学术潜力。

　　第三，研究课题不断深入，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全面展开，研究领域和选题不断扩大，表现出向纵深发展的趋势。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界定问题、关于民族形成前某些“共同文学遗产”的认定和归属问题、关于民族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关于审美的民族性问题等专题研究，以及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研究方法也不断改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不再把民间文学看作是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将它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背景去考察，放在多学科联系的背景上进行多层面多维度的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与人类学、民族学、美学、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口头传统、比较文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使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出现崭新的局面。

　　工作中越来越重视田野研究的方法，通过田野调查不仅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而且有利于全面了解民间文学传统的历史传承机制，更深入地了解作品的文学意蕴，全面透彻地洞悉其多方面的文化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西部地区相继建立了多处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有力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建设。

　　第四，产生一批理论研究成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先后出版了多种文学史类著作，其中有的民族有文学通史和断代史等多种著述面世。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出版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著作近60种，其中包括近20种的族别文学史。描述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的通史和断代史，也已经有若干种问世。1997年出版的《中华文学通史》首次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整个中国文学史的总格局之中，对于全面认识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也越来越多地引起国外学者的注意。中国“三大英雄史诗”很早就吸引一些国家的学者对它进行研究，蒙古文学的研究、满–通古斯语族的早期文学研究、突厥语族某些文学传统的多角度研究、朝鲜学研究、纳西学研究、彝学研究等，均初步形成了国际研究格局。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也已经在海外出现。在某些国际性课题上，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已在世界上居于领先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