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学古代楚辞学研究①

　　自此之后，古代楚辞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以章句训释为特征的汉唐阶段，以义理探求为特征的宋元阶段，以各逞新说为特征的明清阶段。

　　第一阶段以汉代为主，代表著作为王逸的《楚辞章句》。王氏训释，多有所本，或本于经书故训，或本于方言楚语，又注意“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段玉裁《广雅疏证·序》)，颇得正解。现当代的许多新注、今注，往往源于王氏。

　　第二阶段以宋代为主，代表著作为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洪氏校订原文，载录异文，补释诗意，阐扬义理，如说屈原“同姓无可去之义，有死而已”、“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非死为难，处死为难。屈原虽死，犹不死也”、“《离骚》二十五篇，多忧世之语”。注释《怀沙》说：“知死之不可让，则舍生而取义可也。所恶有甚于死者，岂复爱七尺之躯哉?”凡此诸说，皆为后世忠君爱国、忧国忧民之“放大”张本，又为后人探寻屈原之生命意识、生死观、死亡意识而起步。朱熹的《楚辞集注》被后人称之为“里程碑”式的著作，“祛前注之蔽陋，而明屈子微意于千载之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认为“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朱熹第一次用“爱国”来评价屈原。全书发掘屈原忠君爱国、缱绻恻怛的个性与思想，颇为中肯。朱熹是以文学眼光来看待、诠释楚辞的，注意从作品整体去把握意象、探求艺术方法，如说：“《离骚》以灵修、美人目君，盖托为男女之辞而寓意于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说明他已发现了《离骚》“男女君臣之喻”的意象结构与象征体系。《楚辞集注》为楚辞学史上承前启后的著作，成为后人治骚的“必读书”。

　　第三个阶段从章句训诂、发明意旨到各逞臆说、言人人殊，呈现一种“百花齐放”而又良莠混杂的局面，代表著作有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戴震《屈原赋注》。汪瑗《楚辞集解》曾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严厉批评，说该书“以臆测之见，务为新说，以排诋诸家”、“疑所不当疑，信所不当信”，所以曾经一度沉寂，日见其微。经游国恩等近代学者的研究，终于恢复了它的地位。如关于《离骚》“三后”之释，先后为王夫之、戴震、马其昶，及近人刘永济、姜亮夫等所承。又，关于《哀郢》的创作背景发掘，为王夫之、郭沫若等所承；关于《礼魂》为前10篇之乱辞，亦为王夫之及后世学者所采。王夫之《楚辞通释》则是另一种情况，他说自己与屈原“时地相疑，孤心尚相仿佛”，注屈以寄托他的民族感情。如说：“原之沉湘，虽在顷襄之世、迁窜之后，而知几自审，当怀王之时，矢志已夙密，于此见之。君子之进退生死，因时以决，若其要终自靖，则非一朝一夕之树立，惟极于死以为志，故可任性孤行，无所疑惧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则是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蒋氏自序中称自己“独于离骚，功力颇深”。又云：“以余穷愁之身，而沉没于骚，岂不然乎!”他“考订楚辞地理，与屈子两朝迁谪行踪”，绘成地图5幅：楚辞地理总图，抽思思美人路图、哀郢路图、涉江路图、渔父怀沙路图。其次，蒋氏对屈原作品创作时地的考索，亦具说服力，认为“《九章》杂于怀、襄之世”，其中《惜诵》、《抽思》、《思美人》皆作于怀王时，与《离骚》同一时期；《涉江》、《哀郢》以下6篇作于顷襄王时，写作地点在江南。蒋氏此论，为后人判断《离骚》作时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现当代学者多采其说。最后，蒋氏对篇章结构的分析、内在意蕴的阐发亦精辟中肯。例如说《离骚》“以好修为纲领，以彭咸为结穴”；又释“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悟”两句在结构上的作用，上句收反顾游目以下半篇，下句收怨灵修之浩荡以前半篇。用笔一俯一仰，旋乾转坤，千里来龙，至此方合。至于蒋氏对《离骚》两次神游天界时，在行动上、心理上微妙细腻的差别的发掘，更是洞幽察微。

　　古代楚辞学史揭示了同时也被后来的研究实践不断证明的一个研究规律，即每一种学术派别、研究方法的出现，总是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相联系。从汉代的经学、宋代的理学到清代的乾嘉之学，以及晚清的求新求变，总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楚辞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