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五代史价值①

　　五代十国时期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以致宋人修史时，还常常发出“乱斯极矣”的浩叹。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从汉、魏以来持续存在的超稳定的士族政治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也在近百年的战乱中被完全颠覆，腥风血雨的动乱对原有社会秩序作了彻底的清除，提供了宋人重建新的社会框架和文化理念的可能。

　　记录五代历史的正史有两部。宋初由薛居正主持官修的史书，原名《五代史》，共一百五十卷，五代各自成编。二是欧阳修私修的《五代史记》，共七十四卷，打通五代。后者流通后，为加以区分，称前书为《旧五代史》，简称《薛史》，后者称为《新五代史》，简称《欧史》。

　　《旧五代史》编成于北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历时仅一年半就编成了。参与修史的一批史官水平并不高，何以能如此迅捷完成呢(《新五代史》篇幅只有《旧五代史》的一半，欧阳修从三十岁以前写到六十六岁去世才完成)？ 关键是充分利用五代实录以改写成书。五代虽称乱世，但武夫称帝，日常运作的文官体制则相对稳定，史书编纂也始终没有中辍。几位史官如张昭、尹拙、贾纬等，虽识见、文笔或稍弱，但矢志修史，勤勉不辍，完成了五代实录的编修。所谓五代实录，不是一部书，而是十七部史书的总称，总数达三百六十卷，其中除两种功臣传外，都是编年体史书，详尽记载了梁末帝一朝以外的五代史事。《旧五代史》编写的主要工作，就是把编年体的史书改写成纪传体的史书。可以说，《旧五代史》本身的创造很有限，最大的价值是比较忠实地保留了大量五代实录的遗文。

　　以传统史学的立场来看，《新五代史》不失为去取严谨的史书，适合传统文人研读史事的需要，特别能彰显宋人的道德理想和文化追求。但现代史学不限于对历史人物作出评判，更重要的是要探讨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和社会各层面的制度变化，力图探索当时的原生态面貌，就此而言，讲究文章和褒贬的《新五代史》，就远不及《旧五代史》显得重要了。

　　《旧五代史》的失传，后人都认为是金章宗下诏废旧史的缘故。这种说法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并不准确。金代从大定以后，学校所用五代史一直并用新旧二史本，金章宗诏书仅在官学中不列为正史，并未禁绝，何况金帝的诏令并不能制约敌对的南宋王朝。事实上，在金人以前，南宋已经专用欧书。南宋后期理学逐渐主导思想界，讲究《春秋》笔法且享有文章盛名的《新五代史》更为学者器重，更适合一般文人阅读口味，《旧五代史》则渐被旁落。尽管如此，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失传。现知明初《永乐大典》和《大事记续编》曾大量地引用该书，明末福建连江人陈第《世善堂书目》曾著录此书。清初黄宗羲也藏有此书，吴任臣编撰《十国春秋》有意借阅，借书的信还保留在《南雷文定》之末。但就《十国春秋》引书情况分析，似乎并没有借到。全祖望《二老阁藏书记》云黄氏藏书毁于火，这部《旧五代史》当亦焚身火海。三十年代初张元济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曾两度征集此书原本，称“愿出重价，搜访原书”，“或借印，或慨让，全书固极欢迎，零卷散叶，亦所愿觏。”所得线索，重要的有两条，一是据说歙县人汪允宗(字德渊)藏有金承安四年南京路转运司刊本，于民国四年“货于一粤估”，二是汪兆镛告此本后归湖州人丁少兰，藏于金陵旧寓，但其地先被军队占据，后为财部借用，其书终至下落不明。从张氏《校史随笔》所引记录来分析，其版本、书名均有可疑，引录内容也没有超过清辑本的范围。可以认为，近代此书的存在始终只是一个传闻，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证实。近年海内外公私藏书的整理和编目已经大端完成，至今没有发现《旧五代史》原本的任何可靠线索，不仅没有全书，连原书任何一卷或一页的线索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