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继父业为太史令。奉父遗命，撰通史。并发愤，上继周公、孔子，秉春秋大义，承道统，撰为体大思精，足资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精神之史书，以垂久远而留典范。惟兹事体大，非有完备之史体，不足以当其任。广搜博采前此之史书，在史体上并无完备之成规可资遵循。于是尽可采者采之，不足者补之。依事实所需，秉文化精神，春秋义例，综合研究，创为一种新体制，以人为中心，以道德为骨干，以历史教育为职任。以本纪、世家、十表、八书、列传等五类，为类别题目，分别撰写。本纪以记帝王；诸侯传国，则曰世家；十表以记人物；八书以记典章制度；公卿特起，则曰列传。除八书外，皆以人为纲。合称为纪传体。史记全书共载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十表、八书、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配以史赞，列之篇末，供史家评骘人物之用。其论人以道德为依归。充分表现中国文化之人文精神。因其体制完备，后世史家遂沿用之，历二千余年不衰。
纪传体是一种以纪、传等为基本构成部分的综合性史体。在中国史学史上享有其他诸体无法企及的地位和殊荣。先秦文献中，可以发现与纪、表、志(书)、传等类似的记载形式。其中，以时间顺序编排史事的形式，与纪体很相似。它出现于西周早期，并随着诸侯国史的勃兴而发展为成熟的编年体。谱牒独记世谥，“旁行邪上”，给史表提供了样本。有些著作或篇章专门记载某类文化知识，是与志类似的纪传体因素。很多文献里有叙述人生经历的内容，和传体拥有共同的特征。它们都起源于西周早期，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形式多样化的趋势。先秦时期，已见数种纪传体因素融会的现象。这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以某种因素为基础，其他纪传体因素掺入进来作为依附；二是多种纪传体因素合为一体，又各自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孔子修《春秋》之前，不少文献已采用纪传体因素作为叙述形式。《春秋》问世以后，编年体成为先秦史学最主要的记载形式。其他的纪传体因素，都未以独立形式运用于史书的撰述。中国史学的历史意识鲜明地表现在编年体史著中，然而其它著作采用的纪传体因素里也有所反映。
司马迁撰《史记》，正式创立了纪传体。他对先秦纪传体因素既有继承，也有变革。十二本纪以时间先后为序叙事；它们既能单独成篇，又可前后连接。十表继承了谱牒纵横交错的结构，同时添加了“史”、“历”等因素。书体大致都由记叙和论述两部分构成。其中，它对所记文化知识发展历程的回顾，未见于先秦时期与志类似的记载形式。世家多用编年记事之法，仿于本纪。但是，它们不能如本纪那样前后相续。列传叙述人物生平，按主题或时间顺序组织材料。七十列传可分为专传、合传、类传和附传等。它们以传主特点、时间、事势等因素为编排依据。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体各有规格，又相互关联配合。其中，本纪只叙大要，提供统一的空间与纵贯的时间；世家、列传、书以本纪为纲要，拓展其记载范围，细化其记载内容；表体则囊括本纪、世家和列传所载重要史事，整齐其年差，补充其遗漏。由此，综合性的纪传体才得以确立。
《史记》以纪传体展示历史运动，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各组成部分的单独展示，二是它们的综合展示。在第一层次，十二本纪展示政治中心的转移和历史发展的大致过程，十表展示历史发展的阶段及特征，八书展示典章制度演变，三十世家主要展示列国的发展大势，七十列传展示个人生平、人物群体和社会风貌的变迁。在第二层次，五体相辅相成，通过描绘多方面的人物活动、事件及其间的关系展示历史的横向运动，并以此为基础呈现历史阶段的特征及其联系，进而展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纪传体成为《史记》求真的重要途径。从篇目的设置、篇目的内部组织以至篇目之间的编次，都能发现司马迁求真的思想。他清楚事实之真和观念之真的区别，并主张二者相符。道德对于人生、历史的作用，是司马迁求真的重要内容。从《史记》纪传体来看，他既强调失德对命运的危害，又否定道德能为人生带来正面的回报。他认为，上古至三代的政权转移取决于帝王的道德臧否，而春秋战国时期道德对政权转移不起关键性的作用。
班固撰《汉书》，对纪传体进行了改造。他摒弃世家体，调整纪、表、志、传等四体的义例和编次。于是，纪成为标准的皇室编年大事记；表新增年经职纬体和人经品纬体，并按所载人物类型的名位高低顺次排列；志体出现“合志”的形式；合传重视人物名位，七十传的编排更为整齐。另外，纪、传的纲目关系得到强化，志之于纪的独立倾向却加强了。
《汉书》纪传体对历史运动的展示，仍分为单独和综合两个层次。但是，每个层次的展示已与《史记》所有不同。第一层次里，《汉书》的十二纪呈现西汉皇朝的兴衰大势，并不关注以往政权的发展历程；十表主要展示西汉诸侯王、列侯和重要官吏等人物群体的终始强弱之变；十志的记载范围更为广博；七十传更加注重人物群体的展示。第二层次里，《汉书》纪、表、志、传四体相互配合展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然而其更重视反映西汉皇朝的盛衰历程以及从历史空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显示此历程的内容和变化原因。
班固继承了司马迁以纪传体求真的方式，并开创以篇目之间的呼应求真的先例。他也意识到观念之真和事实之真的区别。不过，他对观念之真的判定，并非完全以事实之真为基础；他所求的事实之真，也未必完全服务于观念之真的判定。因此，《汉书》纪传体所求之真表现了班固的矛盾认识及其史学的两重性。在道德观方面，班固褒扬有利于稳定统治秩序的道德，同时也揭露道德对人生的负面影响，以及它在历史进程中每况愈下的地位，与司马迁的看法有类似性。
优点
纪传体优点是“〈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始创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以后历代正史均取此体，其优点是便于记载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广泛地反映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事迹。缺点是记事分散于本纪、列传、书（志）等各篇之中，不能完整、连贯地表述每一历史事件的过程，不易表明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