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雠学广义的校雠学①

　　宋代学者郑樵在他的巨著《通志》的《二十略》中写有一篇《校雠略》，第一次高度评价了刘向大规模整理古典文献工作的方向与成就，也严厉批评了后世奉行刘氏之法而欠严格措施所犯的种种疏失错误（特别是对北宋《崇文总目》的指责），成为总结刘学，发展刘学，指导古籍整理工作的第一部专著。因为这部专著以《校雠略》为名，由此确立了古籍整理工作全过程为“校雠学”这一学术名词。后来清代章学诚著《校雠通义》，近人孙德谦(1873～1935)著《刘向校雠学发微》(1923)，都是遵其旨而从其名。而且郑樵所关心和讨论的主要是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等，而对“鱼鲁、豕亥”等校勘问题则略而不论，所以这也使得刘向的“勘正文句著其异词”、“删定重复厘定篇第”两道工序（即个体工程的第二、三两项）成为单纯的或狭义的校雠学亦即校勘学而自立门户了。

　　郑樵肯定了刘向的功绩，也指出他的某些缺失，说他重文轻图，“尽采语言，不存图谱”，是因他乃“章句之儒，胸中元无伦类”之故。《校雠略》对求书之道（刘向“求遗书于天下”）论之尤切，提出8种方法，广开求书途径，欲使“册府之藏，不患无书”；还提出对亡失之书可以搜集佚文的观点（在《书有名亡实不亡论》一节中），这一理论后来在实践中发展成“辑佚学”（见中国古籍辑佚）。

　　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除遵行刘向的工序外，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的逸书收入，就是受到郑樵思想的影响。

　　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古籍的工作，最后落实到编著《别录》、《七略》，从而开创了中国古典目录学（即总体收束工程第一项）的先河。刘向在分类、著录工作以后，还对每个门类也就是各个学科溯析其源流，究详其得失，使其先后本末了如指掌，学术自明，并著“辑略”，以冠六略，建立了“流略学”（即总体收束工程第二项），实质上是今日所称“学术史”，成为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成为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基础。这是广义的校雠学最显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