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流传广泛与时间长久后，必然版本众多，差异错误亦随之产生。特别在雕版印刷盛行以前，图书流布多依赖于手工抄写，几乎是一本不同于一本。所以校勘的工作，与书籍之流行相伴而生，历史悠久。《诗·商颂谱》说∶“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孔颖达说：“考父恐其舛误，故就太师校之。”足以说明此句中的“校”是指校正文字的错误。正考父是孔子的七世祖。孔子晚年删定《诗》、《书》、《礼》、《乐》、述《易》，作《春秋》，是以个人的力量首次进行的文献整理工作，其中当然也包括了订正文字、厘定篇章的校勘学的工序。孔子的学生子夏（卜商）擅长文学，他继承师学，善于校勘。《吕氏春秋·慎行论·察传》说：“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之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晋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子夏不但正确地校正了错字，还指出了造成错误的原因，就是“形近之误”（在篆文中“己”与“三”，“豕”与“亥”字形十分近似），提示了校误的一种方法。
刘向校雠古籍，是大规模的国家文化工程，工序繁复，但前表中所列“勘正文句著其异词”、“删定重复厘定篇第”两项（即个体工程的第二、三两项）仍是整体工程中最为根本的工作。不把每一部书校成定本，则前道工作就没有意义，后道的工作也无从开展。刘向所写书录中提到错字的情况有：“中书以天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晏子》）；“以谷为进，以贤为行”（《列子》）；“本字多脱误为半字，以趙为肖，以齊为立”（《战国策》）；《别录》中也提到：“古文《尚书》或误以见为典，以陶为阴”（《太平御览》卷六一八引）。这些例子指出了三种致误的原因：声近之误，如章误为长；形近之误，如陶误为阴；脱缺半字，如齐误为肖。
晋葛洪《抱朴子·遐览篇》说：“书三写，鲁为鱼，虚为虎（《意林》引作‘帝为虎’），七与士，但以倨勾长短之间为异耳。”指出了书经多次传写，多有错误。鲁为鱼属脱缺半字例，虚为虎乃形近之误，帝为虎由于虎字隶书作，也属形误。
宋代雕版印刷盛行以后，作为封建时代教育经典的“九经”刊本众多，以建安余氏、兴国于氏二本称为善本。南宋刻书家廖莹中认为“余氏不免误舛，于氏未为的当”，乃以家塾所藏23本，聘请各经名士百余人，反复参订，重加剞劂，成为世?堂本。廖氏在校刊过程中，总结了校勘时所遇的种种问题，诸如书本（版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等，撰成《总例》一卷，附刊于“九经”。不久原版散落，相台岳氏搜集印本，重刻于荆溪家塾，此即“相台”本，岳氏附言：“字画、注文、释音、句读，悉循其旧，且与明经老儒，分卷校勘，而又证以许慎《说文》、毛晃《韵略》，视廖本加详。旧有《总例》，存以为证。”明张萱误以相台岳氏为岳珂，而廖莹中的《九经总例》的单刻本易名为《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遂将《九经总例》冠以岳珂撰之名。廖氏此书，实为归纳校勘学亦即单纯的校雠学方法的重要著作。清代汉学家（朴学家）重视考核古籍，校勘事业益趋繁盛，工作缜密精细。王念孙(1744～1832)在其《读〈淮南〉杂志叙》中归纳校勘中所遇62种致误之由（在《王石曜先生遗文》卷三），对校勘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学者陈垣校《元典章》，得谬误1.2万余条，写成校记，又举其1/10为例，成《元典章校补释例》6卷，后又易名《校勘学释例》刊行。《释例》卷六首篇《校法四例》，总结了4种校勘方法，最为精到，为校勘工作者奉为圭臬。
中国封建时代，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及本朝君主或所尊者之名，必须用改字或其他方法（例如缺笔）以避之，称为“避讳”，由此亦使书文失其真。如汉石经残碑《尚书》、《论语》中邦字多改为国，是避汉高祖刘邦讳；《汉书》称庄子为严子，是避汉明帝讳；唐人称《四民月令》为《四人月令》，是避唐太宗讳。校书者必须熟悉历代讳字及其避讳方法，始能校正。陈垣著《史讳举例》(1933)8卷示例，也是有关校勘方法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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