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步阶段（20世纪5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些高水平的科学家从研究、开发和生产领域转移到一个新领域：为同行提供动态的情报服务。他们把自己视为“情报学家”，而不是研究性的科学家。在欧洲，荷兰学者J.E.L.法拉当斯于 1953年首次提出了情报学家(information scientist)这个名称。两年后，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作为一个学科名称在他的倡导下首次被使用。1958年英国成立情报学家协会。当这方面的业务不断扩展和规范时，社会就需要为那些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提供培训服务。这种培训的内容就渐渐地构成了情报学的内容。在美国，一些学者围绕确保存储和计算问题进行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出现了单元词索引法、叙词法、组配索引法、题内关键词索引法(KWIC)、引文索引法、定题情报服务(SDI)等新的技术方法和情报服务模式；科学地评价情报检索系统性能的研究和实验也已经展开；有关科技文献的生产率、增长和分布规律的研究在深入发展。这些研究工作和成果给情报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基于此，美国科学家柴瑞1957年提出把各种各样的相关研究与活动统一于情报学这个名称之下。
在中国，1956年中国科学院建立了科学情报研究所，标志着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开始。1957年出版了《科学情报工作》杂志，介绍国内外情报工作现状与发展，引起学者们探讨情报工作理论的兴趣，是中国情报学研究的开端。1958年中国已开始出现情报述评和分析服务，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点的情报研究工作，其成果具有综合性、战略性和及时性的特点。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还于1958年创办了中国科技情报大学，后并入中国科技大学，设立了情报专业。
在这一阶段，情报学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和内容：情报组织方法，情报储存与检索技术，机器翻译，情报需求与服务等。
发展与成熟阶段（20世纪60～70年代）
这一时期，情报学在美、英、苏联等一些国家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比较成熟且仍在不断发展的独立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内容、体系与研究方法和手段、系统与网络实体，同其他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交叉程度都变得更为广泛、严格和复杂。研究重点放在发展适用性情报技术，支持国家情报系统的建立，支持和加强专业化情报服务系统，解决情报用户与情报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关系问题等方面。例如1961年美国化学文摘社用电子计算机实现了“化学题录”的自动编排；E.加菲尔德于1961年成功地编制出《科学引文索引》；1964年建成了MEDLARS医学文献分析与检索系统，并于1971年实现了该系统的联机化，等等。它们在用户与数据库之间架设桥梁，促使联机检索系统广泛应用。在理论方面也有了重要的发展。如D.J.de S.普赖斯侧重从历史与社会学观点来研究科学情报，于1961、1968年分别出版了《巴比佗以来的科学》与《小科学、大科学》两书，为文献计量化的发展作了奠基性工作，提出了科学文献指数增长定律与衡量科学文献老化的普赖斯指数；苏联著名情报学家A.I.米哈伊洛夫创立科学交流理论；G.索尔顿的自动标引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建立了一种新的情报检索理论——向量空间模型；Cranfield情报检索评价实验、MEDLARS系统评价实验以及后来的许多评价实验在影响情报检索系统性能的要素和机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丰富了情报检索和情报学的理论。上述研究与实践标志着情报学在20世纪60～70年代已进入了它的发展与壮大时期。
在情报学研究和教育的建制化方面也有很大发展。继苏联和中国比较早地实现建制化之后，美国和日本等国的情报学教育也开始在大学中扎根。1963年美国佐治亚工学院设立情报学系。1964年，美国匹兹堡大学图书馆学院率先改名为图书馆与情报学学院。至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已有30%以上的图书馆学院的名称加上了情报学一词。在日本，1967年庆应义塾大学的图书馆学专业改称图书馆情报学专业，1979年日本政府文部省还创办了图书馆情报大学。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等一批情报工作研究机构立即恢复了情报业务的研究，并开展了研究生培养工作。武汉大学也于1978年开办了中国第一个科技情报专业。
另外，情报学已经成长起一批学术或技术专家和代表人物，已形成了一批基础文献，成立了一批专业学术团体，如美国文献工作学会1968年改名为美国情报学会，出版了一批专业性学术杂志。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于1979年成立。
提高与拓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情报学的研究范围和深度大大拓宽与提高，研究范式展现出多元化趋势，并与信息科学群中的其他学科协调、融合、互补，进入了一个整体更新的发展阶段。情报学及其研究成果已被国际社会视为现代社会的理论和物质基础的一部分。在理论方面，出现了以下学派：以英国B.C.布鲁克斯为代表的“知识学派”，他在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三个世界”学说的基础上，认为情报学的基本任务是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并提出著名的布鲁克斯知识方程式：K[S] ΔI=K[S ΔS]；以美国T.萨拉塞维克为代表的“社会结构学派”，把情报学分为理论情报学和应用情报学，分别研究社会现象的情报和知识交流的技术手段；以美国M.C.约维兹为代表的“决策学派”，认为情报是知识的同义语，是对决策有价值的数据，并提出一种决策模型，借此研究人们在获取情报前后的决策状态的变化；以苏联的米哈伊洛夫为代表的“交流学派”，他的继承者发展了信息交流和传递理论，提出信息源–交流渠道–接收方（S–C–R）模式，强调的是人本社会传播，涉及人际活动、人的地位和认知对情报交流的影响。此外还有“认知学派”、“共引分析学派”、“传播学派”等。
在中国情报学界，也同样提出了一些具有理论价值和值得讨论的思想，诸如“大情报观”、“动态交流与静态交流”、“人际情报网络理论”、“四个世界”、“信息链理论”、“知识元挖掘”等。在情报学的基本原理探讨方面，不断丰富着相关性原理、离散分布原理、有序性原理、转化原理、可视化原理等。情报学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技术方面，联机检索技术日臻成熟并应用广泛，新的检索系统模型和结构陆续出现（如模糊集合检索模型、概率检索模型、扩展布尔检索模型等），自然语言检索、跨语言检索、智能检索等技术得到研究开发和应用。互联网的出现和普遍应用为情报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新的网络信息组织技术、搜索检索和服务不断涌现，如元数据技术、超链分析技术、PageRank算法等。情报检索系统的评价研究走向大型化、国际化，年度性的文本检索技术和系统评价国际会议(TREC)自1992年创办以来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发现了很多性能优良的系统和技术。非文本型的信息（如图像、音视频资料）检索技术的研究开发也取得一定的进展。
在服务方面，情报服务的类型更加多样化，有文摘索引服务、定题情报提供(SDI)、回溯检索服务、查新服务、“进行中的研究”情报服务、竞争情报服务、战略情报服务以及基于互联网的各种情报服务。服务的内容更加个性化和知识化，突破了过去仅提供大众化资料性服务的局限，更加重视研究和推广能提供针对不同用户需要、经过分析研究和提炼的情报产品和服务。
情报学教育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情报学教育的规模在扩大，层次在提高。以中国为例，截至2006年，中国大陆的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已经发展为拥有67个硕士学位授权点、7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和4个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以及3个博士后流动站和工作站的规模。
情报学在20世纪的主要贡献有：①情报学家采用计量学方法对“信息爆炸”现象进行了测算和描述，建立了文献计量学。②情报学家创造了文本分析、索引、摘录、词汇控制和组配检索技术，设法控制了“信息爆炸”带来的负面影响。③情报学家在情报存储与检索领域最早成功地利用计算机处理文献数据。④情报学家研究了用户的信息查寻行为、需求和偏好以及相关领域，如“相关性和效用性评价”，研究和开发出各种有效的情报服务。⑤情报学界在政府和产业界的代表人物在制定有关隐私保护、信息安全、信息传播和获取的规制、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国家信息政策过程中作出了贡献。
社会需要和信息技术是情报学创新和发展的原动力，但情报学研究也在改变“技术至上”的倾向，提倡技术与理论并重，技术与人文并重，技术与经济并重，不断探索情报与技术最佳匹配模式。在强调信息需求、信息利用和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下，逐步引入解释学、认知观等人文因素，更多地关注知识管理和利用、用户–信息–技术–社会四者之间的和谐及信息生态平衡。情报学不断对传统观念提出质疑，与时俱进，不断拓宽情报学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