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苏联俄罗斯文学①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至1991年是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1917年十月革命至50年代初，50年代中期至1991年苏联解体。

　　1917年十月革命至50年代初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也诞生了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社会主义文学。它始于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日，止于1991年苏联解体之时，共有74年的历史。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创作了许多具有艺术生命力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以其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全新的主人公形象、革新的艺术方法，讴歌了俄罗斯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表彰了劳动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丰功伟绩，体现了新时代的精神。它是整个苏维埃时代俄罗斯文学的主流。

　　在苏联的整个历史时期，仍然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国际、国内阶级矛盾，以及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因此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文学，除主流文学——社会主义文学以外，还有非主流文学，即批判主义文学和侨民文学等多种成分。

　　社会主义文学　十月革命和苏俄国内战争年代新旧历史更替时期，作家队伍严重分化。文学界思想十分活跃也十分复杂，文学流派和文学团体林立。其中较大的文学团体有无产阶级文化协会(1917～1932)、意象派(1919～1927)、“锻冶场”(1920～1931)、“谢拉皮翁兄弟”(1921～1926)、“列夫”(1921～1929)、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1924～1930)、“山隘”(1924～1932)、“拉普”(1923～1932)等。这些文学团体具有不同的思想倾向和文学主张，彼此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

　　俄国共产党（布）为了解决不同文学思潮所造成的复杂尖锐的矛盾和纷争，引导文艺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作出过多次政策决议：1920年俄共（布）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信；1925年俄共(布)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1932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取消所有文学团体，成立统一的全苏作家协会。

　　在文学创作方面，最早出现的是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充满激情的诗歌，如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颂》(1918)、勃洛克的《十二个》(1918)、S.A.叶赛宁的《天上的鼓手》(1918)以及别德内和一些工人诗人的诗歌。20年代中期以后，诗歌界新老诗人共济一堂，各领风骚，创作上呈现一派繁荣景象。除老一代诗人外，还有直接从内战前线归来的一批诗人，如N.S.吉洪诺夫、N.N.阿谢耶夫、E.G.巴格里茨基、I.L.谢尔文斯基、V.A.卢戈夫斯科依等；有“共青团”诗人，如A.I.别济缅斯基、A.A.扎罗夫、M.A.斯维特洛夫，以及20世纪20年代后期新崛起的一批年轻诗人，如M.V.伊萨科夫斯基、A.A.普罗科菲耶夫、A.A.苏尔科夫、A.T.特瓦尔多夫斯基等。在20～30年代的诗歌中较知名的有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1924)和《好!》(1927)，叶赛宁的《安娜·斯涅金娜》(1925)和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春草国》(1936)等。

　　散文、小说和戏剧作品的出现稍晚一些。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大多是革命战争题材，往往有公式化、概念化和自然主义的毛病，艺术上尚未成熟，如V.V.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14-69》(1922)、A.G.马雷什金的《攻克达伊尔》(1923)、I.E.巴别尔的《骑兵队》(1926)和B.A.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1924)等。其中较成功的作品有D.A.富尔曼诺夫的长篇小说《恰巴耶夫》(1923)、A.S.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1924)、A.A.法捷耶夫的《毁灭》(1927)等。这些作品塑造的革命英雄人物，如V.A.恰巴耶夫（夏伯阳）、郭茹鹤和莱奋生等，是内战时期革命现实中的真实典型，鲜明地再现了革命时代的风貌。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农业集体化和展开社会主义建设，20世纪20～30年代生产题材的作品开始涌现。F.V.革拉特科夫的《水泥》(1925)是这类题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接着是L.M.列昂诺夫的《索契河》(1930)等，都及时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景象和工人高涨的劳动热情。描写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作品有F.I.潘菲罗夫的《磨刀石农庄》(1928～1937)和M.A.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1932)等，戏剧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其中较优秀的剧本有描写内战题材的L.I.谢芙琳娜的《维丽涅娅》(1925)、K.A.特列尼约夫的《柳波芙·雅罗瓦娅》(1926)、M.A.布尔加科夫的《土尔宾一家的命运》(1926)和《逃亡》(1928)；列宁题材的作品有N.F.波戈廷的《带枪的人》(1937)和《克里姆林宫的钟声》(1941)等。

　　从20世纪20～40年代初，苏联俄罗斯社会主义文学繁荣的最重要的标志，是N.A.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优秀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2～1935)，和几位大师的多部史诗巨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塑造了一个无私地献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保尔·柯察金成了世界进步青年的榜样。高尔基在四卷本史诗长篇《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中，对旧俄萨姆金式的市侩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A.N.托尔斯泰的三部曲史诗《苦难的历程》(1920～1941)，描写了旧知识分子在革命大潮中经过“苦难的历程”，终于走上了同人民相结合的光明大道。肖洛霍夫的四部史诗性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1928～1940)，则通过对中农哥萨克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的描写，再现了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顿河地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反映出革命最后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1934年4月，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制定出作家协会的章程。章程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发挥创造的主动性，去选择多种多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进犯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文学的唯一主题是保卫祖国。首先是大量投枪、匕首式的政论、诗歌、随笔，接着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长诗，如吉洪诺夫的《基洛夫和我们在一起》(1941)、M.I.阿利格尔的《卓娅》(1942)、I.G.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瓦西里·焦尔金》(1941～1945)等。稍后是中长篇小说相继涌现。如I.G.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1941)、L.S.索波列夫的《海魂》(1942)、K.M.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1943～1944)等。卫国战争文学在炮火中产生，它鼓舞人民同法西斯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表现出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文学主要有两个主题：①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继续涌现，其中最重要的有A.A.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1945，1951年修订版)，它以真实史料为蓝本，成功地再现了克拉斯诺顿共青团员们同法西斯进行顽强搏斗的英雄事迹，为苏联青年一代谱写了一曲悲壮的颂歌，同类作品还有V.F.潘诺娃的《旅伴》(1946)、爱伦堡的《暴风雨》(1946～1947)等；②反映战后恢复生产的作品，主要有P.A.巴甫连科的《幸福》(1947)、G.E.尼古拉耶娃的《收获》(1950)、S.P.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1947～1948)等。这几部长篇小说除《收获》外，都受到明显的“无冲突论”的影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追求歌舞升平的虚假的喜庆气氛。

　　批判主义文学　20世纪20～4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批判主义作家是B.A.皮利尼亚克、Ye.I.扎米亚京、M.A.布尔加科夫、M.M.左琴科、A.P.普拉托诺夫等，他们创作的基本倾向是运用讽刺手法，暴露、批判苏联现实中的黑暗面，描写消极现象。皮利尼亚克的《荒年》(1922)是第一部被称为描写十月革命的小说，但他把革命写成了暴动、叛乱，对一切事件都进行自然主义的描写；《红木》(1929年在国外发表)也是以暴露黑暗、描写消极现象为主的作品。扎米亚京的《我们》(1921年写成，1924年后在国外发表)被称为“反乌托邦小说”。当时有批评家指出，《我们》旨在影射现实，借讽刺、幻想作品攻击革命。布尔加科夫的《不祥之蛋》(1925)、《狗心》(1926)、《大师与玛格丽特》(1929～1940)都是讽喻性作品。《不祥之蛋》讽刺了急功近利的官僚主义者；《狗心》则既抨击施旺德尔一类的官僚分子，也揶揄把科学变为迷信的知识分子；《大师与玛格丽特》讽刺与揭露了莫斯科居民生活中的种种阴暗面。普拉托诺夫的几部被禁作品、讽刺怪异小说《切文古尔》(1929)、《地槽》(1930)和《初生海》(1934)，主要揭露和讥讽了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极左行为。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1946)通过一只猴子的坎坷经历，展示出战后苏联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和消极面。

　　侨民文学　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罗斯作家分成了国内国外两部分。一部分不理解革命或者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满的作家先后离开俄国，寄居国外，成了侨民作家。从他们出国定居的时间上看大致有三个阶段，或称三次浪潮：第一次是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第二次是卫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次是60年代末至80年代。其中第二次浪潮的作家不多，影响很小，第一次和第三次浪潮的作家人数众多，有些还是颇为知名的作家。这些作家在国外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并且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和出版社。他们创作出版了大量文学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仅1918～1968年的50年中，就出版了1,000部左右的中长篇小说，1,000部左右诗集和600多本短篇小说集及其他作品。从思想内容上看，大多为思乡、怀旧和反映他们侨居生活的作品，也有不少是写宗教、历史题材和回忆录性质的作品。较重要的有I.A.布宁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1930)，和描写爱情的短篇小说集《幽暗的林间小道》(1946)；A.I.库普林自传体长篇小说《士官生》(1928～1932)；D.S.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长篇小说《救世主》(1928)；I.S.什梅廖夫两部描写东正教的盛大节日和俄国乡土气息、民风民俗的小说《上帝的节日》(1933)和《朝圣》(1935)；阿尔丹诺夫取材于法国大革命的四部曲《思想家》(1923)；B.K.扎伊采夫的历史题材小说《拉多涅日的圣谢尔基》(1925)；A.M.列米佐夫反映侨居巴黎生活的长篇小说《音乐教师》(1949)等。第三次浪潮的作家大部分是后来苏联国内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多是由于对当时的苏联现实不满而在国内受过批判甚至审讯后离开苏联的，如A.I.索尔仁尼琴、J.布罗茨基、V.P.阿克肖诺夫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联共(布)中央在加强文艺界思想工作的口实下，从1946年下半年至1949年作出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等一系列的错误决议，1949年初又在戏剧界掀起一场所谓反世界主义的斗争，对作家、批评家进行粗暴的批判。这一失误不仅破坏了艺术民主，打击了作家、批评家的创作积极性，而且直接助长了文艺界“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的错误倾向，造成了严重而深远的不良后果。

　　50年代中期至1991年　从20世纪50年代至1991年底苏联解体这段时期的苏联文学基本上是三种力量并存：一是社会主义文学继续存在，但已成强弩之末；二是批判主义文学获得迅速发展；三是传统主义文学初步形成。

　　1953年J.斯大林逝世。1956年苏共20大N.S.赫鲁晓夫发起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运动，苏联社会剧烈动荡。1961年苏共22大制定新党纲，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和人道主义等口号。从50年代中期起，苏联文学呈开放趋势，一些过去受批判的作家得到平反。这个时期，既有思想活跃的一面，也有思想混乱的一面。“无冲突论”受到批判，作家们响应“积极干预生活”的号召，写出了一批揭露生活中种种保守、落后现象和阴暗面的作品。V.V.奥维奇金的农村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最早表现出这种倾向。此外还有G.N.特罗耶波利斯基、S.A.沃罗宁、S.P.扎雷金等作家的一些作品。接着涌现了一系列中、长篇小说：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故事》(1954)和《征途中的战斗》(1957)、D.A.格拉宁的《探索者》(1954)等。这些作品在揭露消极面的同时，也肯定了积极力量的存在，并描写了这两种力量的斗争，所以仍然属于社会主义文学的范畴。

　　反法西斯战争仍然是这段时期的重要题材，但它们更关注人的命运，强调写战争的真实。肖洛霍夫的《人的命运》(1957)和被称为“战壕真实派”的一批作品，如G.Ya.巴克兰诺夫的《一寸土》(1959)、Yu.V.邦达列夫的《最后的炮轰》(1959)等。

　　从60年代起，苏联作家逐渐形成了两个对立派别：自由派以《新世界》(1925年创刊)杂志为营垒，主要成员有特瓦尔多夫斯基、爱伦堡、格罗斯曼、别尔戈利茨及一批所谓“20大的产儿”；正统派以《十月》(1924年创刊)杂志为阵地，主要代表人物是V.A.柯切托夫和A.B.恰科夫斯基；后来以《青年近卫军》(1922年创刊)杂志为基地的一批传统派作家的观点也渐渐接近正统派。两派之间的争论构成了60～70年代苏联文学思想斗争的主要内容。表面上是关于“写真实”、“非英雄化”、“自我表现”、“创作自由”等文学问题的争论，其实质是对斯大林和苏共20大以后的新政策的评价问题。自由派表示完全支持苏共新政策，正统派和传统派口头上也不反对新政策，但实际上对新政策及全盘否定斯大林持有怀疑和保留态度。

　　在文学创作上，这一时期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仍然不少，既有反映农村的也有反映工厂的。较重要的小说有扎雷金的《盐谷》(1967～1968)、V.M.柯热夫尼科夫的《特别分队》(1969)、M.N.阿列克谢耶夫的《不屈的小柳树》(1～2集，1970～1975)、F.A.阿勃拉莫夫的三部曲《普里亚斯林一家》(1958～1973)等。还有一些表现科技革命的作品，如格拉宁的小说《奇特的一生》(1974)，I.M.德沃列茨基的剧本《旁观者》(1972)、鲍卡廖夫的《炼钢工人》(1973)、盖利曼的《奖金》(1975)等。道德题材方面有特罗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1973)、V.P.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1976)、V.G.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1974)等。60～70年代，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又有新的发展，作家们把“战壕真实”与“司令部真实”结合起来，力图描绘出战争的“全景图”，如邦达列夫的《热的雪》(1969)、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1959～1971)、恰科夫斯基的《围困》(1968～1975)、I.F.斯塔德纽克的《战争》(1～2卷，1970～1974)等。此外，B.L.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阿斯塔菲耶夫的《牧童和牧女》(1971)、P.L.普罗斯库林的《命运》(1972)、V.L.康德拉季耶夫的《萨什卡》(1979)等描写战争的作品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一时期批判主义文学获得迅猛发展。自由派作家成了这一文学的主要代表。他们在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和“粉饰现实”，提倡“写真实”、“创作自由”等口号下，写出了一批公开反对官僚主义，揭露阴暗面的作品(它们后来被称为“解冻文学”)。

　　最早的代表作有爱伦堡的《解冻》、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1956)，及B.L.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1957年在国外发表)。22大后，对斯大林的批判成了一股新浪潮。当时发表的这类作品有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Ye.A.叶夫图申科的长诗《斯大林的继承者们》(1962)、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焦尔金游地府》(1963)等。而有的是60年代写作、后来“回归”的作品，如A.N.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1966)，A.别克的《新的任命》(1972年德国出版)，格罗斯曼的《人生与命运》(1980年在西方出版)和《一切都是流动的》(1970年国外出版)，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1968年在西方发表)、《癌病房》(1970年在西方发表)、《古拉格群岛》(1973～1976年在法国出版)、《红色车轮》(1983)等，其中有些作品不仅反对斯大林，而且也反对列宁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一批是自称“20大的产儿”的青年作家，他们专写理想失落、追求西方生活方式、否定前辈事业、玩世不恭的青年一代，如格拉季林、A.库兹涅佐夫、V.P.阿克肖诺夫、B.Sh.奥库贾瓦等人的小说，罗佐夫、A.N.阿尔布佐夫、万比洛夫等人的某些戏剧等。也有人称他们是俄罗斯的现代派。此外，还有Yu.V.特里丰诺夫晚期所谓批判“现代市侩”的小说《交换》(1969)、《滨河街公寓》(1976)、《老人》(1978)等。

　　从60年代起，苏联开始出现“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成立各种政治组织，出版地下出版物，把国内作品输送到国外发表……这类作家有索尔仁尼琴、西尼亚夫斯基、沃伊诺维奇、弗拉基莫夫、季诺维耶夫等。

　　1964年赫鲁晓夫被废黜，L.I.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文艺政策上，则提出反对“两个极端”：既反对“抹黑”现实，也反对粉饰过去。因此，从70～80年代中期是苏联社会和文艺界相对稳定的时期。

　　1985年M.S.戈尔巴乔夫当政，其“改革”、“新思维”的主张激起了苏联社会又一次更大的震荡。文学界空前自由化，各种思想、主义、派别竞相亮相，斗争愈加激烈。“改革”时期文学的主要激情就是批判揭露社会黑暗面。随着这种批判势头的日益猛烈，许多作家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文学的主导地位丧失殆尽。与此同时，那些长期被禁的作品、集中营题材作品、持不同政见的作品大批涌现，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回归文学”热潮。“改革时期”文学进一步加大了对革命历史和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暴露和批判，描写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如Ye.A.叶夫图申科的《布哈林的遗孀》(1988)、A.N.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续篇《三五年和其他年份》(1988～1990)、拉兹贡的《不是虚构的故事》(1988～1990)、A.V.日古林的《黑石劳改营》(1988)、M.F.沙特罗夫的剧本《前进……前进……前进!》(1988)、V.F.田德里亚科夫的《革命!革命!革命!》(1990)等。绝大部分重要的“回归作品”都是在这个时期“回归”的。昔日的“地下文学”在这个时期也进入了文学殿堂，如70与80年代之交所编的“大都会”文集中的许多作品都得到公开发表。这种文学被称为“另一种文学”，如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自己的圈子》(1988)、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的《给母亲的信》(1987)和《小鹦鹉》(1988)、皮耶楚赫的《彩霞》(1987)、托尔斯泰卡娅的《彼特尔斯》(1986)和《雾中梦行者》(1988)等。

　　苏联传统主义文学在60年代下半期以后形成。苏共20大以后一系列新政策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和新思潮，迫使一些文艺知识分子进行历史反思，对苏联的前途产生了危机感。他们试图从俄罗斯历史中、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的根，以拯救俄罗斯，恢复俄罗斯民族意识。因此把目光投向了俄罗斯的民族文化和农村。其代表作家主要有别洛夫、扎雷金、拉斯普京、V.M.舒克申等。他们的创作与前期不同，十分关注对农民心理和性格特点的描写，着重表现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命运，强调道德批判、保护自然环境等主题。不过，在表现新与旧、革新与保守的冲突时，往往不能采取客观分析的历史主义态度，把带有宗法制色彩的东西也一概加以肯定，反映了他们历史观的某些偏颇。

　　传统主义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扎雷金的《在额尔齐斯河上》(1964)、别洛夫的《常有的事》(1966)和《前夜》(1972～1987)、舒克申的《柳巴文一家》(1965)、阿列克谢耶夫的《爱打架的孩子》(1981)、B.A.莫扎耶夫的《农夫与村妇》(1976～1987)、拉斯普京的《为玛丽娅借钱》(1967)和《火灾》(1985)、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1976)和《令人悲哀的侦探故事》(198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