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俄罗斯古典文学①

　　从古代至1917年可分为古代、18世纪、19世纪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四个时期。

　　古代文学(10世纪末至17世纪)　俄罗斯人的祖先是东部斯拉夫人。约在9世纪末，以基辅为中心的俄罗斯国家基本形成，通称基辅罗斯。988年基辅罗斯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国家为了传播基督教教义，从拜占廷和保加利亚引入大量宗教书籍，包括发达的古希腊文化，因此俄罗斯的文字、文化和文学的产生与基督教的传入同步。最早的俄罗斯传记《鲍里斯与格列勃行传》等于11世纪成书。最早的编年史是《俄罗斯编年序史》，约作于1113年，书中记载了俄罗斯国家的起源和历代王公的生平与重大历史事件。古代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是佚名作者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12世纪末)。史诗分引子、叙事、尾声三部分，记述了1185年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基大公伊戈尔孤军出征南方波洛夫人，兵败被俘并最后逃回罗斯的“悲惨故事”。

　　从1240年起，罗斯被蒙古人统治200余年，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这段时期留下的作品不多，比较重要的只有《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行传》(13世纪70年代)等。1480年伊凡三世击败蒙古人，以莫斯科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国开始崛起。这一时期全国性的文学代替了分散的地区性文学，政论文占据了主要地位。

　　17世纪下半叶国内政治局势稳定，由于全俄市场的形成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开展，文学开始突破中世纪的格局，题材和体裁日益丰富，出现了自己的音节体诗，如诗人西梅翁·波洛茨基的作品，还有戏剧和富有时代生活气息的世俗故事，如《萨瓦·格鲁德岑的故事》、《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故事》等。宗教文学也有了新的特色，以司祭长阿瓦库姆·彼得罗维奇的《行传》(1672～1675)为代表作。这是俄罗斯古代文学中第一部以个人为中心而又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文学性较强的作品。

　　18世纪文学　18世纪前25年的文学无甚发展。30年代以后由于彼得一世的改革，古典主义兴起，并成为以后近半个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主要流派。A.D.康捷米尔的讽刺诗有力地针砭了社会上的愚昧和封建等级观念。M.V.罗蒙诺索夫写了大量颂诗，褒扬君主英明，提倡科学文化。他将文学体裁和语体规范化，将音节体诗改为音节和重音并重体诗。这对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形成和诗歌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他的颂诗与A.P.苏马罗科夫的悲剧被认为是俄罗斯新文学的真正开端。50年代，嘲讽性的寓言诗和喜剧先后出现。60年代末70年代初，讽刺杂志盛行，其中最突出的有N.I.诺维科夫主编的《雄蜂》(1769～1770)和《画家》(1772～1773)，此外还有《地狱邮报》(1769)、《杂拌儿》(1769)等。70年代末G.R.杰尔查文的颂诗开始问世，他把讽刺与歌颂、批判与肯定糅合起来，如《费丽察颂》(1782)、《权贵》(1798)，多少突破了古典主义模式。D.I.冯维辛在其优秀喜剧《旅长》(1790年上演，1792～1795年发表）和《纨绔少年》(1782年上演，1783年发表)中，无情地揭露了贵族农奴主的愚蠢和残暴，指出农奴制是万恶之源，从而向现实主义迈进了一步。

　　18世纪90年代俄国感伤主义兴起，其倡导者N.M.卡拉姆津打破古典主义的禁忌，将卑贱者的形象写进文学作品，其中篇小说《苦命的丽莎》(1792)，写一个农家姑娘与贵族青年相爱，后被遗弃而自杀的悲剧。另一位感伤主义诗人I.I.德米特里耶夫则以寓言、歌谣见长。贵族革命家A.N.拉季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包括长诗《自由颂》(1783)，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公开反对黑暗农奴制度的作品，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沙皇。18世纪末的俄罗斯文学因为有了拉季舍夫的杰出作品，在思想性和批判性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世纪文学　由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俄国1812年卫国战争引起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专制农奴制危机的加深，终于爆发了十二月党人起义(1825)，开始了俄国解放运动史上贵族革命阶段(约1825～1861)。与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状况相适应，文学中的各种派别和思潮纷然并立。古典主义、感伤主义继续存在。19世纪初，代表遁世思想的消极浪漫主义也应运而生。其鼻祖V.A.茹科夫斯基的大部分诗歌远离现实，追求内心的自由和谐，宣扬神秘的宗教观念。与此同时，又涌现了反对暴政、颂扬自由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如十二月党人K.F.雷列耶夫的《致宠臣》(1820)，A.S.普希金的早期诗歌《致恰达耶夫》(1818)、《高加索的俘虏》(1820～1821)等。此外，还有V.K.丘赫尔别凯、V.F.拉耶夫斯基、奥陀耶夫斯基等十二月党人的诗歌。现实主义文学亦有所加强。如I.A.克雷洛夫的寓言，广泛地表现了社会的弊端和俄罗斯民族的智慧；A.S.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1824)，以个性化的语言，刻画出一个具有十二月党人革命情操的贵族青年恰茨基的形象。

　　20～30年代，普希金逐渐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表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1823～1831)是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主人公奥涅金是当时先进贵族青年的代表，但是他既不满于上流社会，又远离人民，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20～30年代是俄国诗歌的黄金时代，30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40年代，散文、小说逐渐取代了浪漫主义诗歌在文学中的主导地位。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1830)中的《驿站长》开创了写“小人物”的先河；《黑桃皇后》(1833)和《上尉的女儿》(1836)等进一步扩展了题材，促进和巩固了文学主题的民主化。

　　30年代的M.Yu.莱蒙托夫继承了革命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在《诗人之死》(1837)、《童僧》(1839)、《恶魔》(1829～1839)等作品中，表达了对自由的强烈追求和对贵族社会的愤怒谴责。长篇小说《当代英雄》(1840)有着细腻、深刻的心理分析，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其主人公毕巧林则是奥涅金形象的变种。

　　30～40年代被称为果戈理时期。N.V.果戈理创作了《小品集》(1835)、《米尔戈罗德》(1835)，如实地揭示了外省地主的猥琐无聊，描写了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和大城市的社会矛盾，从而大大地增强了俄国文学的批判成分。标志着俄国文学已完成了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渡，V.G.别林斯基为此写了《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理的中篇小说》(1835)，首次为现实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而《钦差大臣》(1863)和《死魂灵》(1842)将锋芒指向整个官僚地主阶级，有力地讽刺鞭挞了农奴制度的全部腐朽性和反动性，表明俄罗斯文学创作从莱蒙托夫的心理分析的现实主义转变为批判讽刺的现实主义，其抨击、揭露农奴制度的批判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839～1848年，别林斯基先后主持《祖国纪事》(1839～1884)和《现代人》(1847～1866)杂志的评论栏，团结了一大批民主进步作家。40年代，文艺界出现了三大文艺派别：以果戈理的创作为示范，以别林斯基的理论为指导的自然派；代表贵族地主阶级势力的保守派(即斯拉夫派)；以贵族自由主义者为主，主张全盘西化的西欧派。自然派站在当时俄罗斯文学的最前哨，猛烈抨击农奴制度，如A.I.赫尔岑的《谁之罪》(1841)、I.S.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1847～1852)、D.V.格里戈罗维奇的《苦命人安东》(1847)，还有F.M.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1845)、M.Ye.萨尔蒂科夫的《错综复杂的事件》(1848)等。40年代下半期N.A.涅克拉索夫登上文坛，主持了《现代人》编辑部。他坚持十二月党人的传统，用自己的诗歌投入社会斗争，并开创了一代诗歌的新风。

　　50～60年代，俄国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农奴制度危机加剧，文学上反农奴斗争的主题进一步深化，如I.S.屠格涅夫的《罗亭》(1856)和《贵族之家》(1859)、I.A.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1859)、A.F.皮谢姆斯基的《一千个农奴》(1858)、A.N.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1859)等。革命民主派的力量得到加强：N.G.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了《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1855～1856)、《不是转变的开始吗?》(1860)；N.A.杜勃罗留波夫发表了《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1860)、《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1859)、《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1860)等。车尔尼雪夫斯基针对A.A.费特、A.N.迈科夫等的“为艺术而艺术”论，提出“美就是生活”的论断，要求文学再现生活。文学空气的活跃，使长篇小说创作获得空前的繁荣：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车尔尼雪夫斯基、L.N.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许多长篇小说都出现在这个时期。在I.S.屠格涅夫的作品《前夜》(1860)和《父与子》(1862)中开始出现“新人”形象——战斗的平民知识分子，《前夜》中的英沙罗夫体现了这种精神，《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虽然信奉唯物主义和民主主义，但其虚无主义倾向却不合先进人物的风范。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1862～1863)中显出“新人”的全部光辉，书中拉赫美托夫是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形象，不过这个“新人”形象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所曲解和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系列小说，如《死屋手记》(1861～1862)、《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61)、《罪与罚》(1866)和《白痴》(1868)等，通过细腻、深刻的心理描写，反映了下层小市民小官吏等的悲惨处境，但他又把苦难当作净化灵魂的一种磨炼，鼓吹奴隶主义和宗教狂热。托尔斯泰的史诗巨著《战争与和平》(1863～1869)则通过1812年俄国人民反拿破仑的战争中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批判统治者和宫廷贵族的无能和虚伪。

　　70～80年代，N.A.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6～1876)全面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农民依然如故的生活，塑造了有反抗性的农民和为农民革命献身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萨尔蒂科夫的《一个城市的历史》(1869～1870)运用讽刺手法揭露了腐败的官僚制度，《戈洛夫廖夫一家》(1875～1880)则以家庭纪事的形式描绘了整个地主阶级灵魂的空虚及其注定要灭亡的命运。托尔斯泰在70年代末目睹了俄国农村的破产，断然地同贵族阶级的一切传统观念决裂，站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这明显地体现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1876～1877)的创作中。1881年民粹派暗杀了亚历山大二世，引起沙皇政府的疯狂反扑，萨尔蒂科夫经营的进步刊物《祖国纪事》被查封，各种无聊刊物盛行，唯美主义、颓废主义抬头，革命的民粹派也蜕化成一个自由主义派别。萨尔蒂科夫虽然受到威胁，但他仍然高举革命民主的大旗，继续写出抨击形形色色反动势力的《童话集》(1882～1886)；N.S.列斯科夫的《大堂神父》(1872)和《左撇子》(1881)等作品也揭露了沙俄社会的黑暗，显示了人民的力量。V.G.柯罗连科抵御政治逆流，创作了《奇女子》(1880)、《马卡尔的梦》(1883)、《盲音乐家》(1886)等优秀作品，号召人民为自由与正义而斗争。A.P.契诃夫从19世纪80年代初起便带着淡淡的哀愁为苦难人民呐喊，试图冲破庸俗、愚昧和黑暗，寻找通向光明的道路，如《哀伤》(1885)、《苦恼》(1886)、《第六病室》(1892)、《醋栗》(1898)等。柯罗连科、契诃夫、V.M.迦尔洵(1855～1888)等多采用特写、短篇的体裁，小型散文成了这个时期文学的一大特色。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　19世纪末俄国无产阶级运动兴起，社会剧烈动荡，文化思想处于十分复杂的局面，俄国文学呈现多极化现象。文学界基本存在三种文学力量：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接近尾声，但这个时期托尔斯泰、柯罗连科、契诃夫等一批文学泰斗仍在辛勤笔耕。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小说《复活》(1899)、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1904)、剧本《活尸》(1911)等力作，特别是《复活》，对沙皇的各种官僚机构、教会乃至全部社会道德的虚伪性进行了最无情的批判。契诃夫的许多重要作品，如短篇小说《套中人》(1898)、《新娘》(1903)及剧本《三姊妹》(1900～1901)、《樱桃园》(1903～1904)等都是在其晚年完成的。作者发出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号，并坚信新生活即将到来。

　　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河床里，除老一辈作家外，还涌现了一批新的有才能的作家，如I.A.布宁、A.I.库普林、L.N.安德列耶夫等。他们坚持普希金、托尔斯泰的文学传统，写出了一批有分量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文坛上，现代主义文学(又称白银时代文学)表现最为活跃。它是在19世纪末俄国社会矛盾激化和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主要包括3个流派：象征派、阿克梅派和未来派。象征派是其中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19世纪90年代形成。俄国最早的象征主义者V.Ya.勃留索夫早在1894～1895年便出版了3卷诗文集《俄国象征派》，集中介绍了法国象征派作家S.马拉梅、P.魏尔兰等人的作品，为俄国象征派的建立完成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俄国象征派的第一个宣言是D.S.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论现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新流派》(1893)。象征派认为，俄国文学衰落的“真正原因”是“艺术唯物主义”(即现实主义)，是因为作家过分崇尚公民性和倾向性。艺术不是什么现实生活的反映，而是“神秘而永恒的感受”。他们用表现生与死、爱与恨等的“永恒主题”取代对人与人现实关系的描写，用神秘、超脱、无限等宗教命题和心理变态的描写替换迫切的社会命题。他们关注的是潜意识、下意识、反逻辑等非理性，否定正常的理性，用荒诞、魔幻、意识流等假定性作为表现手段，摈弃了现实主义方法。象征派的主要成员有明斯基、F.K.索洛古勃、V.Ya.勃留索夫、A.A.勃洛克、A.别雷等。阿克梅派是从象征派内部分离出来的一个派别，它一方面声称自己是象征派的继承者，另一方面又声明自己是象征派的反对者。其实两派的思想艺术主张没有本质的区别。阿克梅派的主要作家有N.S.古米廖夫、A.A.阿赫马托娃、O.E.曼德尔施塔姆等。未来派成立稍晚(1911～1913)，其内部又分为多种小派别。最早宣布成立的是自我未来派，其代表人物是I.谢维里亚宁。规模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是立体未来派，主要成员有D.D.布尔柳克、V.V.赫列布尼科夫、V.V.马雅可夫斯基。未来派否定传统，追新猎奇，提出过关于文学形式的试验、革新文学语言、破除旧语法的束缚等文学主张。这些主张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也不乏有可取的成分。总之，俄国现代主义作家在文学语言、诗歌技巧、诗学建树等方面都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对20世纪的诗歌革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世纪90年代中期，俄国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文学亦应运而生。M.高尔基是这个新的时代、新兴阶级文学的代言人。十月革命前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高尔基、A.S.绥拉菲莫维奇、D.别德内等。他们的作品，如高尔基的《海燕之歌》(1901)、《底层》(1902)、《母亲》(1906)，绥拉菲莫维奇的《炸弹》(1906)、《火光》(1906)和别德内的一些诗歌，反映了底层人民的贫苦生活，表现了工人运动的日趋高涨和无产阶级的政治觉醒。与此同时，G.V.普列汉诺夫、V.I.列宁、V.V.沃罗夫斯基和A.V.卢纳察尔斯基等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立做了许多工作，为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