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学的幻想》、《鲍罗金周年纪念》、《智慧的痛苦》和《闵采尔·歌德的批评家》等论文里,受谢林、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影响,认为世界是“绝对理念”的体现,“艺术的唯一而永恒的课题”,“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从而得出专制制度是现实的,也是合理的,而一切改变现实的思想都是没有意义的和毫无根据的错误结论。这些观点当时曾受到赫尔岑等的批评。在这个时期,他也发表不少独到见解。赞扬普希金的诗,肯定克雷洛夫的寓言和格利鲍耶多夫喜剧《智慧的痛苦》的独创性,强调了文学不能脱离民族的土壤和对俄国社会生活的忠实的重要性。特别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的中篇小说》一文里,驳斥了维护农奴制的文人对果戈理的所谓“丑化政府官吏”的攻击;高度评价了果戈理是一位“更富于时代精神”的作家;并初步提出了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文学自古以来就有“理想的诗”和“现实的诗”之分;现实的诗在“全部赤裸裸的真实中再现生活”,因而它“更符合我们时代精神的需要”。
40年代初,在俄国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他转到了革命民主主义一方。在文艺领域里,开始以唯物主义观点探讨问题。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不少观点具有空想的性质,但不失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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