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托尔斯泰创作①

　　托尔斯泰的创作，大致分为3个时期：

　　早期(1851～1862)　这是探索、实验和成长的时期。思想和艺术风格在发展和变化，个别作品带有模仿的痕迹。后来作品中的一些基调和特色也已初具雏形。

　　托尔斯泰自1847年起开始写日记，并坚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记和书信，几乎占到他文学遗产的1/2。日记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断探索的心灵记录，也是锻炼写作、通过自身研究人的内心生活秘密的手段。如使用了昭示后来“意识流”发展的《昨天的故事》(1851)，即由日记扩充而成。

　　许多作品带有自传性质，这首先见于最早发表的中篇小说《童年》(1851～1852)、《少年》(1852～1854)和《青年》(1855～1857)（曾设想写最后一部《青春》，构成长篇小说《四个发展时期》，但未写成）。三部曲描写成长中的小主人公，不满意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洋溢着贵族庄园生活的牧歌情调，但也有一定的民主倾向，尽管作家晚年说这是不真诚的。同一时期创作的《袭击》(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等军事小说，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这些作品克服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颂扬普通士兵和军官的朴素而悲壮的爱国主义，揭露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赞赏。

　　从心灵探索和精神发展的线索来说，继三部曲之后的是《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探寻在农奴制度下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以协调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的道路，也是亲自观察所得。《家庭幸福》(1858～1859)，是和芳邻瓦·弗·阿尔谢尼耶娃在1856年夏至1857年冬的一段爱情生活的反映，但也表现了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的幻想。他很快否定了这篇作品。《哥萨克》(1853～1863)，表达了作家要脱离自己的生活环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尝试。这个“出走”的主题，后来不断出现在晚年的作品中。

　　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两个骠骑兵》(1856)写了父子两代人，作者欣赏父辈热情豪迈的骑士风度，鄙夷子辈猥琐自私的实利观点。《阿尔贝特》(1857～1858)和《琉森》(1857)同为写艺术家的作品。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创作”问题，宣称“美是人世间唯一无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为艺术而艺术”观点的产物；后者以出游瑞士时的见闻，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已有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相对进步意义的倾向。《三死》(1858)写贵妇人、老农和树的死：贵妇人一辈子撒谎，临死还在撒谎，死得可怕；老农劳碌终生，死得安详；树却是向永恒的大自然中另一新生命的转化，死得优美。这篇作品和《哥萨克》反映了作者向往自然和返璞归真的思想，并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识为衡量真理的尺度，其中有卢梭的影响。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他因同农民接近，开始直接描写农民的生活。未完成的作品《田园诗》(1860～1861)和《吉洪和玛兰尼娅》(1860～1862)过于美化古老的农民生活方式。而《波里库什卡》(1861～1863)则表现农奴制下不可能为农民造福的思想，并第一次提出金钱万恶的问题。

　　中期(1863～1880)　这是托尔斯泰才华得到充分发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期，也是思想发生激烈矛盾，紧张探索、酝酿转变的时期。

　　1856年起，他拟写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1860～1861年间写了开头3章（1884年发表；1877～1879年曾用此题材又写了一些片段，但与原构思毫无联系）。此后，注意力渐渐转移到以1812年卫国战争为背景的长篇《战争与和平》(1863～1869)的写作上。这不是遁入历史，而是试图从历史上给贵族阶级寻找存在的价值，用以解答当时解放运动应由哪个阶级领导的问题。由于长期的亲身体验和同人民的接近，他深深感到人民在民族历史上的作用，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讴歌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史诗。

　　《战争与和平》写成后，面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和宗法制农村旧秩序的分崩离析，托尔斯泰企图从彼得一世时代寻找当代社会变化的原因。承认彼得做了伟大而必要的事业，却又责备彼得把欧洲文明移植到俄国。1870～1873年，他研读彼得时代的许多史料，但被《启蒙读本》所打断。后来只写成关于彼得的小说的开头部分，便转向现代生活题材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

　　《启蒙读本》(1871～1872)的宗旨在于教育俄国“整整两代的孩子”——“不管是沙皇的孩子，还是农民的孩子”。读本包含373篇作品，有关于自然科学的，但大部分是文学方面的，思想倾向保守，排斥新教育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却富于艺术性，语言简洁生动。

　　《安娜·卡列尼娜》的构思始于1870年，1873年动笔，原先只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写成的定稿中，小说的重心发生转移，主要写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贵族阶级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败坏，贵族地主在资产阶级进逼下趋于没落，以及农村阶级矛盾的激化。小说已没有《战争与和平》中的那种和谐明朗的色彩和历史乐观主义，人物充满矛盾、紧张和惶恐的心情，全书闪现的是噩梦、宿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常和作家世界观中悲观情绪的滋长。自传性人物列文的紧张探索，则表明托尔斯泰在思想激变前夕精神探索的加强。

　　晚期(1881～1910)　这时期的总倾向，一是揭露当代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二是表达自己的新认识，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创作是多方面的，有戏剧、中短篇和长篇小说、民间故事，占重要位置的却是政论和论文。

　　50～60年代托尔斯泰曾写过剧本，其中《一个受传染的家庭》(1862～1864)反对革命民主派。80年代又对戏剧发生兴趣。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势力》(1886)抨击金钱的罪恶，同时宣扬拯救灵魂的说教；《教育的果实》(1891)以贵族和农民的不同生活方式为冲突的基础，讽刺前者的游手好闲和精神空虚，表达后者因缺乏土地而产生的强烈愤慨；《活尸》(1911)写一个觉醒的贵族因社会制度不合理而离家出走，进而揭露贵族的自私冷酷和他们的合法婚姻的虚伪性；《光在黑暗中发亮》(1911)反映作家在世界观转变后同家庭和社会的冲突，宣扬不抗恶，而剧情的发展又反驳了这种说教的无力，是他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中短篇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尔奏鸣曲》(1891)、《魔鬼》(1911)、《谢尔盖神父》(1912)和《舞会之后》(1911)的主题主要是精神觉醒或离家出走，并反对性爱，宣扬宗教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批判贵族资产阶级的空虚和荒淫的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又冷酷的关系。《舞会之后》还揭露军队中的酷刑。此外，1905年革命前夕写成的《哈泽–穆拉特》(1904)，描写山民的强烈的生的意志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革命中写成的《为什么?》(1906)，歌颂波兰人民的武装起义，揭露沙皇的残酷镇压。两者是对当时暴力革命的反应，但同时写成的《柯尔涅依·瓦西里耶夫》(1905)则又重复博爱和宽恕可以摆脱邪恶的论调。

　　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小说表现了作家晚年的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但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评。不过，作品的后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鲜明的体现。

　　《民间故事》(1881～1886)大多渗透着宗教伦理思想和美化宗法制古风遗习的倾向，但以情节紧凑、语言简朴著称。某些作品也具有积极意义，如《一个人需要很多土地吗?》谴责土地私有；《两个老头儿》批判私有财产；《蜡烛》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