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入喀山大学东方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专业，次年转法律系。在学校期间对哲学和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尤喜J.-J.卢梭的学说，并对俄国的农奴制度表示不满；专业之外，博览文学书籍。1847年4月，退学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座庄园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此后，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试图进行农事改革，因得不到农民的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仅考两科，便放弃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挂名任虚职，次年12月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往来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1851年4月，因厌倦这种生活和环境，追随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7月，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加对山民的作战，转年3月升为四等炮兵下士。1854年1月，调往布加勒斯特作战部队，行前晋升为准尉。11月，参加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任第四号棱堡炮兵连长。战斗中，目睹普通士兵和军官的英勇精神及优秀品质，同时感到高级将领的无能和国家制度的腐败。
高加索期间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从前线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I.S.屠格涅夫和N.A.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结识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和批评家。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又以不喜爱荷马和W.莎士比亚而令大家惊诧。不久，与N.G.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所代表的民主主义派别的文学见解，却有几分倾向于A.V.德鲁日宁等人所提倡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技艺论”。至1859年，终与《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11月，他以中尉衔退伍。次年1～8月，游历法国、意大利、德国和瑞士，所见所闻扩大了文学视野，增强了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而巴黎断头台的一次行刑场面却使他深感厌恶，对法国“社会自由”的好感也荡然无存。
对于19世纪50～60年代的农奴制改革，他的思想极为矛盾。一方面，他同情农民，痛恨农奴制，却又认为土地理应归地主所有；另一方面，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的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因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他试图在哲学和艺术中躲避现实，但很快重陷失望；1860年长兄尼古拉的去世，更加深了他的悲观情绪。1859～1862年间他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庄园和附近的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专门到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考察教育。后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做本县和平调解人时，常常为农民说话，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1862年9月，托尔斯泰同御医、八品文官安·叶·别尔斯之女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结婚。在他的一生中，夫人不仅为他操持家务，治理家业，而且为他誊写手稿。但她未能摆脱世俗之见，过多考虑家庭和子女的利益，不能理解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夫妻最终失和。
婚后，托尔斯泰逐渐克服思想上的危机，安居庄园，远离社交，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1863年起，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
1869年9月，托尔斯泰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即所谓的“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此前后，他曾致信友人，谈及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德国A.叔本华的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其影响。70年代起，俄国乡村“旧基础”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进入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对自己的贵族寄生生活深感苦恼。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无法找到出路；又藏起绳子，不带猎枪，怕为求解脱而自杀。这种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甫、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终于他完全否定官办教会，接受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忏悔录》(1879～1880)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等论文广泛阐释了其思想转变的过程和转变后的思想观念。
从此，他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时常从事体力劳动，摈绝奢侈，持斋吃素。改变文艺观，指斥以前的作品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1891年，他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以后的作品版权；1898年，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90年代中期起，托尔斯泰增强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扬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时有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论饥荒》一文企图将托尔斯泰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未实施。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他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出《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却不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于1882、1884年多次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80～90年代的创作中有颇多反映。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悲观；又因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而不安。托尔斯泰主义的信徒们与他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1910年11月10日，他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树林中。黄土堆成的梯形坟墓上没有石碑和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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