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生活在欧洲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发生变化的时代。歌德的思想和创作也随着他个人生活和时代的变化而转变。
童年和莱比锡求学时期(1749～1769) 歌德的出生地法兰克福是当时名存实亡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直辖市，商业发达，居民中市民阶级意识较强。父亲约翰·卡斯帕尔·歌德，知识丰富，爱好艺术，曾买了个皇家参议的头衔；母亲卡塔莉娜·伊丽莎白·歌德，精明活泼，富于幻想，善讲故事。歌德很早就学习英语、法语以及希腊、拉丁等古代语言。1756年，爆发普奥七年战争。1759年初至1763年2月，法国军队占领法兰克福，歌德常观看法国戏剧演出，接触到法国文化。1765年10月起在莱比锡大学学法律，但他更多的兴趣在于文学与绘画。当时文艺界浮华的洛可可风盛行，歌德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写他早期的抒情诗和戏剧。1768年8月，歌德因病回法兰克福。在养病期间他潜心钻研炼金术和神秘主义哲学，这段“学习”后来在《浮士德》第一部浮士德的独白中有所反映。
在斯特拉斯堡学习和狂飙突进时期(1770～1775) 1770年4月起歌德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继续学法律，次年8月获法学博士学位，并结识被称为狂飙突进运动纲领制定者的J.G.von赫尔德，在其影响下，他开始对民歌产生兴趣，并在民间采集民歌。由于与一个牧师的女儿弗里德里克·布里翁的爱情，写出他最早闻名的抒情诗。1771年8月至1772年4月，他在法兰克福任律师，开始为《法兰克福学者通报》撰稿。1772年5～9月，在韦茨拉尔帝国高等法院实习，在一次舞会上与友人克斯特纳的未婚妻夏洛蒂·布甫相遇，对她产生无望的爱情。这种关系为他后来创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提供了主要素材。1772年9月至1775年11月，歌德在法兰克福写出大量代表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品，剧本《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1773)，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自由体诗歌《浮士德》初稿等。其中《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775年，卡尔·奥古斯特继承魏玛公国公爵职位，先此即与歌德结识的公爵邀请他于11月到了魏玛。
在魏玛最初的10年(1775～1786) 魏玛公国是当时德国许多封建小邦中的一个，人口不过10万，魏玛城居民仅6,000人，但它也具有一套应有的行政机构和宫廷的排场。狂飙突进运动中神采焕发、倜傥不羁的歌德从此“裹入所有的宫廷和政治的活动中，几乎不能脱身了”（歌德致友人的信）。1776年4月歌德取得魏玛的公民权，被聘为国务参议，负责整顿矿山，管理交通，参加军事委员会，掌握财政。他还要陪伴年轻的公爵打猎、出游，写剧本供宫廷节庆演出之用。他于1782年被封为贵族。在实际工作中他对自然科学发生兴趣。他视察矿山，进而研究地质学和矿物学；他解剖人体，发现过去不被人注意的颚间骨；用显微镜观察植物种子潜在的萌芽；从先前的歌颂自然转为研究自然。他的才能向多方面发展，文学创作却受到阻碍，十年前开始创作的《浮士德》初稿和未完成的《埃格蒙特》都没有继续写下去。他开始写剧本《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托夸多·塔索》和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有的完成初稿，有的只是片段。为了适应魏玛公国的生活，他不断克制思想感情，内心充满矛盾。为了摆脱这种境地，在1786年9月3日改换姓名，从疗养区卡尔浴场出发，往意大利旅行。
从意大利旅行至与席勒的合作时期(1786～1805) 歌德在意大利旅行，从1786年9月初至1788年5月底，游遍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直到意大利南端的西西里岛。在罗马居住的时间最长，结识了一些侨居在那里的德国艺术家、考古学者和作家。他研究希腊罗马的古典艺术，欣赏意大利人民快乐爽朗的生活和地中海明媚的风光。在意大利他把《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的散文原稿改写为诗剧，完成《埃格蒙特》，《浮士德》和《托夸多·塔索》都有所进展。他以高度的热情作画，描绘意大利的风物，不下1,000多幅。他在意大利得到了新生。1788年6月18日回到魏玛。公爵允许他辞去一切职务，只担任剧院监督，并兼管矿业。但比他大七岁的亲密女友史泰因夫人（歌德写给她的信达1,600多封）却对他的不辞而别难予原谅，从此关系疏离。同年7月，他与23岁的制花女子克里斯蒂安娜·武尔皮乌斯同居，直至1806年才正式结婚。
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震动全欧，歌德对这次革命的暴力手段持保留态度。他在18世纪90年代初期写的《威尼斯铭语》中的一部分和一些戏剧，都是蔑视群众、嘲讽革命的。1792年，奥地利、普鲁士与法国王朝流亡者联合，进攻法国，企图推翻法国革命政权，遭到失败。1793年，美因茨城响应法国革命，成立德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共和国，联军围攻美因茨，取得胜利。歌德陪伴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参加了这两次战役。这时期歌德对自然科学发生更大的兴趣，范围更为广泛，他研究植物学、昆虫学、解剖学、光学和颜色学。创作方面完成了诗剧《托夸多·塔索》，以及《浮士德》的第二稿《浮士德，一个片段》和《罗马哀歌》，动物诗《列那狐》等。
从1794年起，歌德与J.C.F.von席勒交往，密切合作。两人的思想观点原本并不合拍，歌德研究自然科学，注重客观实际，而席勒完成早期反封建、反暴虐者的戏剧之后，便研究历史和哲学，对待事物往往从思考中形成的概念出发。但是两人都同样经历过狂飙突进运动，如今都主张用完美的形式、纯洁的语言表达人道主义的思想内容，以希腊的古典艺术作为榜样。他们合写了锋利的《赠辞》，抨击社会上的市侩习气和文艺界鄙陋庸俗的现象。随后两人竞赛似地创作叙事谣曲。他们相距虽近在咫尺，却频频通过书信进行交流，互相勉励创作。歌德写信给席勒说：“在《赠辞》无所顾虑的冒险之后，我们必须致力于伟大的、有价值的创作，把我们千变万化的现实转化为高尚的、善良的形象，使所有的敌人感到羞愧。”席勒后期的戏剧名著都是在这时期产生的。歌德把《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加以发展和提高，完成《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在《浮士德》初稿和《浮士德，一个片断》的基础上写完《浮士德》第一部，长篇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也在这时期产生。席勒对于这些作品，或给以积极的建议，或给以热情的评论。他们还促进各种文化活动，导演戏剧，组织艺术展览和学术报告。1795～1797年席勒编辑《季节女神》文艺杂志，1798～1800年歌德主持《普罗庇累恩》杂志，进行古典文学艺术教育。歌德晚年编纂的《席勒与歌德通信集》，是关于这个时期德国文学情况和两个诗人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献。狂飙突进运动时期是歌德创作最旺盛、成果最显著的第一个时期，与席勒合作的10年是第二个丰收的时期。这两个时期的作品无论内容或形式都有很大不同。
从席勒逝世至1814年 这10年，由于拿破仑战争，德国发生巨大的变化。拿破仑在1805年和1806年先后战胜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国组织受拿破仑保护的莱茵联盟，消灭了许多封建小邦，所谓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最后宣告消亡。拿破仑给德国带来一些法国革命后开明的思想和制度，对落后的德国起一定的促进作用。德国一部分政治家、思想家、诗人等从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反抗拿破仑，进行斗争。歌德对于当时的反拿破仑战争不但不支持，反而在1808年10月一再应拿破仑召见，引起一些爱国人士的不满。
席勒于1805年逝世，歌德失掉一个朋友，他说，他失掉了自己的“生命的一半”。此后的10年内，《浮士德》第二部、计划中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都没有能够继续写下去。歌德的主要著作又陷于停顿。这时，歌德阅读了德国中世纪的史诗，欣赏中世纪的绘画，甚至后来对阿拉伯、波斯的诗歌发生兴趣。歌德在这时写十四行诗，创作长篇小说《亲和力》，接受浪漫主义的影响。他完成了研究许多年的《颜色学》。还把自己当作历史人物，开始搜集资料写自传。1811～1814年写出《诗与真》的前卷，既有文学价值，也有历史价值。
晚年时期(1814～1832) 拿破仑失败后，欧洲各国君主在维也纳举行会议，组成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三国的“神圣同盟”，镇压进步思想和行动，封建势力在全欧复辟。德国爱国人士在反拿破仑战争时所向往的统一和自由都成为泡影。歌德从1813年起研究阿拉伯、波斯的诗歌，以及中国、印度的文学和哲学。他阅读波斯诗人哈菲兹、菲尔多西的著作，钻研波斯的诗艺，发现欧洲传统以外的诗的国土。在1814年和1815年夏秋最好的季节，两次到莱茵区和美因区旅行。他神游于东方的世界，目睹青年时经历过的山河城市，好像恢复了青春，重新激起创作热情，一共写了240多首诗，辑为《西东合集》，于1819年出版，这是歌德晚年诗歌中最丰富的收获。同时，他也继续写自传体的著作，如《意大利游记》、《出征法国记》等，并整理又称为“纪年”的《年日记要》，起于1749年，止于1822年，作为自传的补充。《诗与真》最后一卷，即第四卷则在1831年4月才完成。
1816年，歌德的夫人逝世。1817年，他摆脱了剧院的职务。1824年以后则住在魏玛，很少外出。直至1832年去世，已是83岁高龄。8年内他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他从青年时期已开始的两部巨著。从1825年2月起，他开始写《浮士德》第二部，把这工作称为“首要事务”，1831年7月脱稿。《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时断时续，最后于1828年完成。歌德的晚年时期，与狂飙突进时期及与席勒合作时期三个时期交相辉映，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是他一生中的三个顶点。
在写作的同时，歌德阅读大量古代的和当代的名著，包括中国小说。国内外有不少科学家访问歌德，跟他讨论自然科学。也有画家、雕刻家来给他画像、塑像。除德国作家以外，G.G.拜伦和T.卡莱尔都与歌德通信；英国的W.M.萨克雷、波兰的A.密茨凯维奇、美国的R.W.爱默生、法国《环球》杂志的编者，都来会晤。歌德也细心阅读《环球》、《法兰西评论》、《时代》、《爱丁堡评论》等杂志，在他逝世前两个月得到法国《两个世界的评论》即将出版的通知。由于广泛与外国文学接触，并且看到一些新型的杂志，他深信一种世界文学将要形成。他说，这些杂志的读者逐渐扩大，它们将最有效地“促成一种我们所希望的普遍的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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