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文学人物塑造①

　　戏曲接受中国诗歌和说唱文学的影响，在塑造人物的方法上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首先是传情。传情就是重视抒发处于特定戏剧情境中的剧中人的感情。它的手法多种多样，重要的有借景抒情和借事抒情。古典诗词强调写景与言情的结合，戏曲文学也要求在刻画人物时，通过对周围景物的描述，来抒发剧中人的感情。《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莺莺唱的〔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此曲对碧云、菊花、秋风、大雁、霜林等客观景物的描述，无不是为了揭示莺莺送别张生时的满腹幽怨，这就是借景抒情。说唱文学倚重叙事与言情的结合，戏曲文学也要求在刻画人物时，通过叙事来抒发剧中人的感情。京剧《四进士》“三公堂”一场宋士杰有一段唱，描述他在都察院外向杨春和杨素贞诉说，自己虽与二人无亲无故，却为他们挨了四十板，并且在暮年被判边外充军。这段唱通过因刑法不公允而受到的不幸遭遇，揭示了宋士杰苍凉而沉痛的心情，就是借事抒情。戏曲文学对戏剧行动的把握，往往同对剧中人思想感情的揭示紧紧结合在一起。无论借景抒情或者借事抒情，展示行动与传情是统一的，传情沟通了抒情性与戏剧性。

　　戏曲文学由于受到传统艺术美学思想的影响，在塑造人物的方法上形成了自己的又一个特点：传神，也就是追求神似。这使得戏曲文学在构思和组织戏剧冲突时，力图通过剧中人之间的关系、纠葛、冲突，深刻挖掘剧中人的内心世界，进而捕捉住剧中人的特定精神状态，经过传情，达到传神的目的。《琵琶记》第二十八出《五娘寻夫上路》中，赵五娘“写真”时唱了两支曲子，没有摹写赵五娘“写真”的过程，而是集中笔力揭示赵五娘“写真”时的特定精神状态：“写，写不得他苦心头；描，描不出他饥证候；画，画不出他望孩儿的睁睁两眸。只画得他发飕飕，和那衣衫敝垢。”所以古人评论说：“二曲非但传蔡公、蔡婆之神，并传赵五娘之神矣。”(《李卓吾批评琵琶记》)至于戏曲文学对人物的外在形态，则不以逼肖为准绳，而要求创造既突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又符合艺术表现逻辑的“离形得似”的外在形态。戏曲中的诸多人物形象都是在这样的美学原则指导下塑造出来的。

　　戏曲行当对人物塑造也有重要的作用。行当是一种人物类型，在生、旦、净、末、丑等类别的划分中显示了美学评价，而且体现为不同的刻画人物的程式体系和技术体系。戏曲文学解决人物的行当归属问题，意味着打破只用文学语言一种手段刻画人物的局限，调动上述程式和技术体系，促使呈现在舞台上的人物形象内蕴更饱满，色彩更鲜明。

　　戏曲文学塑造人物的这些方法，有些在今天的戏曲创作中仍然起着很大作用，有的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