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中国戏曲的发展过程①

　　中国戏曲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原因是它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生活的土壤。原始公社时期，氏族聚居的村落产生了原始歌舞。中国古老的农村中往往保持着这种源远流长的歌舞传统，“傩”就一直存留于南方的一些偏僻农村。而且在古老的歌舞传统消失的地方，一些新的歌舞如社火、秧歌又会适应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而诞生。

　　从汉代以来，农村的歌舞艺术中出现了具有故事性的歌舞节目，远如《东海黄公》、《踏摇娘》，近如《小放牛》和东北二人转等。它们有了人物的雏形，但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是介于歌舞与戏曲之间的过渡型表演艺术。从内容到形式，这些歌舞都与人民生活有着血肉联系。

　　12世纪中叶到13世纪初叶，由于城市商品经济和商业手工业的发展，逐渐产生了职业艺人和商业性演出团体，出现了反映市民生活和观点的宋杂剧和金院本。以后的百余年间，在宋、金时代和金、元时代，诞生了南戏和北杂剧。这一时期，剧作家辈出，并且与人民群众息息相通。他们对自己所处时代十分敏感，尽管于现实的态度各不相同，但不满现实却是共同的。关汉卿是其中最富于斗争性的伟大剧作家。他在《窦娥冤》中借枉死的窦娥倾诉了胸中的愤懑，又在《救风尘》、《望江亭》等剧中倡导要对权豪势力进行有策略的机智的斗争。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仇》以壮烈的悲剧寄托了对赵宋时代的怀念。马致远的《汉宫秋》通过一个年轻女子的和亲遭际，痛斥了前朝文臣武将在危急存亡之秋不能为国分忧的卑怯。《拜月记》充满同情地描写了在乱离中结为夫妻的王瑞兰和蒋世隆的命运，对王瑞兰父亲的封建家长思想和态度极其反感。《琵琶记》赞赏在饥荒年月牺牲自己、孝敬公婆的赵五娘，颂扬急公好义、怜贫惜老的张大公，而对富贵以后不顾贫贱父母、糟糠妻室的蔡伯喈作了严厉的批判。这些作品以不同题材、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这一时期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

　　16世纪的明代中叶，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江南一带，昆山腔兴盛起来。它受到封建上层人士的欢迎，经常演出于豪门富室的厅堂和庭院。从明中叶到清初，昆山腔剧作家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最杰出的就是汤显祖“四梦”中的《牡丹亭》，它揭示情与理的矛盾，呼唤人间真情，突出体现了晚明的人文主义思潮。那个时期的昆山腔剧目着力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斗争。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描写忠奸斗争的《鸣凤记》，以及描写清官为民请命而与各级官僚进行斗争的《十五贯》。那个时期还出现了反映市民运动和市民生活的戏剧作品，前者如描写市井民众反对官府横征暴敛的《清忠谱》，后者如描写卖油郎与花魁娘子爱情故事的《占花魁》。这类新颖题材都是当时的观众所欢迎和关心的。明末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述权宦魏忠贤倒台后，以反魏斗争为题材的新戏《冰山记》在城隍庙戏台演出时观众的反映：“一人上，白曰：‘某杨涟。’口口曰：‘杨涟!杨涟!’声达外，如潮涌。”、“至颜佩事击杀缇骑，嘄呼跳蹴，汹汹崩屋。”由此可见，昆山腔的一些剧作家在思想感情上与人民群众是紧密相连的。

　　这个时期比较受农民欢迎的戏，是弋阳腔的演出剧目。弋阳腔产生在江西的弋阳，并随着当地商人的四处流动而遍及全国。它的演出剧目有一部分改编自宋元南戏以及和它同时代的一些声腔剧种，大量是由下层社会文人和无名作家所创作的。其中有很多历史故事戏，比如《古城记》、《草庐记》、《白袍记》等。它们按照农民的观点和趣味来评价历史生活和历史人物。还有相当数量的民间故事戏，比如《织锦记》、《长城记》、《同窗记》等。它们写了贫苦农民所受的超经济剥削和婚姻上所受的压迫，也写了官府徭役所造成的普通家庭生离死别的惨剧，还写了青年男女的执著、坚贞的爱情。使人充分感受到，这些戏的作者与老百姓是心连心的。

　　明末清初，多种地方戏在各地孕育、产生。这是一个动荡、离乱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时的地方戏，主要是北方的梆子和南方的皮黄，它们顺应时势，推出许多新的内容。舞台上出现了隋唐之际瓦岗寨群雄中的秦琼、程咬金、单雄信，五代和宋初的历史风云人物赵匡胤、郑子明、陶三春，以及杨家将故事中的杨继业父子、焦赞、孟良、穆桂英、杨排风。这些戏曲人物都是依据演义小说重新塑造的。他们中间有起义于乱世的豪杰，有可以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的皇帝，有闹朝、打朝的斗士，有风趣、颟顸的武夫，有英姿飒爽的女英雄。他们具备如此强烈而鲜明的性格，是以前的戏曲舞台未曾见过或很少见过的人物。还有一类描写军人生活的戏，比如具有悲怆色彩的正剧《投军别窑》，描写薛平贵、王宝钏久别重逢的喜剧《武家坡》，它们是许多农民离乡背井、长期从军、思家情切的一种曲折反映。

　　这些戏的作者是人民的知心朋友，他们与人民群众喜怒哀乐相共，也批评人民身上的缺点，是人民的安慰者、鼓舞者、引导者。他们指斥那些欺压、残害人民的坏人，为一个时期的社会树立了公正舆论。这些戏说明，同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紧密相连，是中国戏曲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