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有悠久的历史。
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书籍中,就存在许多含有对偶因素的句子。例如,《诗经》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老子》中有“有无相生,难易相成。”《论语》中有“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后来,在汉赋以及魏晋南北朝盛行的骈文里,句子更是“奇偶相配”。
隋唐以后,律诗兴起,其颔联、颈联都是对仗的,把它们单独抽出来,就是一副对联。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本春。”等等,就是从唐代律诗中分化出来的。
对联的另一个来源是集句。把原来各不相干的词句按照一定意义集在一起,恰成对偶,也可形成很好的对联。沈括《梦溪笔谈》说,王安石曾摘“鸟鸣山更幽”对古人诗句“风定花犹落”。这样,比原诗“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更妙,因为后者上下句只有一层意思,而前者上句是静中有动,下句则动中有静。
古今对联中比重最大的当然是专意创作的部分。一般认为,后蜀国王孟昶所作“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春联,是传世的第一副对联。
入宋以后,对联怎样日渐发展起来,此事至今尚不太清楚。早期的对联,实物很难保存下来,书籍中的记载也不多,人们只能从一些散见的资料中略观其概况。
北宋末宣和年间,有人把四川眉山诗人唐庚的名句“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用来作门联,这是日常用对联榜门的一个先例。
南宋初年,金军攻破建康(今南京),通判杨邦乂威武不屈,咬破手指,用鲜血在衣襟上写下十个大字:“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这是言志联的先例。
南宋绍熙五年,朱熹筑沧州精舍,曾自书一联:“佩韦遵考训,晦木谨师传。”这是较早的书院堂联。
灯门联和寿联,在南来也已经有了。《隐居通议》说,贾似道在扬州时,上元日命客摘古句作灯门联:“天下三分明月夜,扬州十里小红楼。”北宋孙奕《履斋示儿篇》载,黄耕叟夫人三月十四日生,吴叔经作联贺道:“天边将满一轮月,世上还钟百岁人。”为臣民间寿联先例。丙扩居士《东望望阁随笔》说,贾似道在谢太后崇寿节和度宗乾会节时,曾命黄蜕作笺:“圣母神子万寿无疆复万寿无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在皇太后和皇帝生辰,用这样的对偶句表示祝贺,也可以说是标准的寿联。
元代也能找到关于对联的记载。《濯缨亭笔记》说,元世祖曾命赵子昂(孟斃)书殿上春联:“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应门上春联:“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这后一联流传很广,直到清代,民间仍不断沿用。
到了明清,古代对联进入了全盛时期。明太祖朱元璋重视对联这一工具,曾用它歌颂太平盛世,奖励臣僚。明代嘉靖年间,有了专门应皇帝之命撰写的“应制”对联。此风到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最盛,当时两次编辑“万寿盛典”,都有图绘一门,楹联附在其间。康熙五十二年,皇帝六十大寿,自皇宫出西直门达西苑路,沿途牌楼坛宇林立,处处必有楹联,而且都是出自名公大儒之手。乾隆年间,每逢皇帝大寿,都大搞献联祝寿活动。乾隆在七十
岁时,还给自己撰写了一副寿联:“七旬天子古六帝,五代孙曾予一人。”当时,除寿联之外,殿廷用联、斋醮用联等等,也多有应制之作。皇帝从对联的水平上,可以考查作者的学识,对佳联作者常给奖誉,这对对联的兴盛,也有一定的影响。
明清两代,对联的发展达到全盛,主要表现在它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类对联都得到广泛的应用。家家户户以至各行各业都有了挂贴对联的习惯。寺庙道观、风景名胜地点,用它做楹联;日常交际中,人们用它祝寿、庆婚、哀挽、题赠;文人学士用它写景咏物,言志抒怀;此外,还有“对对子”活动,可以试智、斗智、娱乐,幼童、村妇都可参加。
随着华侨的足迹,对联还流传到国外。这一具有民族风格的文苑小花,受到国外汉学家的重视。1890年,清光绪皇帝大婚,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赠送的自鸣座钟上就刻有对联一副:“日月同明,报十二时吉祥如意;天地合德,庆亿万年富贵寿康。”
对联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呈现不同的精神风貌,在革命年代里,对联成了宣传革命思想的有力工具。从孙中山、黄兴,到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许多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都运用了这一工具。同时,广大群众也拿起了这一武器,参加革命斗争。
对联创作的又一次跃进,是在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新对联以前所未有的思想风貌出现了。它们歌颂党的领导,赞美社会主义制度,移风易俗,破旧立新,起到了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积极作用。
建国以来,应用得经常而又普遍的是新春联,其他如婚联、挽联、题赠联等,用的也较多。在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设施中,还出现了不少新楹联。
对联以其特有的文学价值和实用价值成为我国民族文化的一朵奇葩。为帮助青少年朋友了解对联知识,我们特辑这一组对联故事,力求将故事性和知识性熔于一炉,提高广大青少年的文学知识修养,丰富他们的课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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