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作家的创作

明治末期的戏剧中，歌舞伎和新派剧还占着主导地位，但新派剧的创作同样也受着欧洲近代戏剧的影响。1907年，新派剧作家佐藤红绿（1874——1949）创作了社会剧《响彻云霄》，中译名为《社会钟》。剧本描写贫苦农民石山老汉一家的悲惨命运。石山老汉有三个孩子：长子石山○太、次子间次（傻子）和女儿阿澄。有一次石山为了给孩子们充饥偷了一点吃的东西，被官府抓去，死在狱中。三个孩子因此经常受人歧视和笑骂。○太为此心中不平，一气之下当了强盗。妹妹阿澄和傻子弟弟音次被迫流浪街头，当了乞丐。○太受不了这种侮辱，与人殴打，又加了新罪。寺院的僧侣和乡绅把○太的相貌铸于寺院的一口钟上，和尚每天撞此钟，说是以此警告世人不做犯罪之事，等等。兄妹三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一同在大钟下剖腹自杀。这个剧本控诉了当时社会制度的黑暗和法律的不公，反映了劳动人民争取生存的基本权利，表现了他们对社会和法律的强烈抗议。他们在剖腹时撞着大钟说，这是夜明之钟，让它响彻云宵！他们抛弃这黑暗残酷的世界，向往着一个光明的世界。剧本演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轰动了日本剧坛。不久后，此剧传入我国，对我们初期话剧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佐藤红绿的另一部社会剧《残废的马》（1909）写退伍少校、残废军人安藤库太和他的妻子环的婚姻变故。从剧本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它受易卜生的《海上夫人》和《野鸭》的许多影响，但又有很大的不同。剧本着重写环对大海的迷恋，对红色帆船的向往。这里，红色帆船是新生活的象征，环同红色帆船的主人陆奥雄的出走象征着她对自由生活的执着追求。由此可见，《响彻云霄》和《残废的马》有着共同的主题，即对新生活的期待。从中也可以看到作者思想的发展。《响彻云霄》的钟声是渺茫的，石山一家四口，全部死于黑暗势力的重压之下。而他们对新生活的期望也只能随着钟声飘荡在九霄云外。在《残废的马》中，新的生活已出现在眼前。女主人公环在离开丈夫安藤库太奔向红色帆船的主人陆奥雄时说明，她所追求的不仅是一个青年人，她是去和自由的大海结婚。这是具有很深刻的寓意的。剧本结尾，环的出走成功了，只有少校那匹残废的老马被少校的马夫误杀而死。所以说，它的格调比《响彻云霄》明朗了许多，这同样是作者思想发展的体现。

这个时期影响比较大的作品还有冈本绮堂（1872——1939）的《修禅寺物语》，作品成功地发挥了旧歌舞伎剧的优点，恰如其分地掺进了近代的理性。冈本绮堂是由担任剧评的新闻记者转为专门从事戏剧创作的作家，他一生写了近二百个剧本，《修禅寺物语》是他的代表作。剧本写的是镰仓幕府时期第二代将军源赖家被杀的一段历史。源赖家的父亲源赖朝建立幕府后，家族内部之间不断发生冲突。源赖朝死后，矛盾更加激烈，特别是北条氏反对源氏家族斗争非常尖锐，以至源赖家本人和他的长子一幡都被杀害。从源赖朝于1192年当上大将军时起，到源赖朝被杀，仅仅二十几年的时间，就被北条氏取代了。根据传说，在源赖家被杀的那天晚上，他所喜爱的一个女人突围逃走了。1908年，冈本绮堂在伊豆修禅寺温泉休养时，曾见到过该寺收藏的源赖家的假面。另外他还听说过能剧演员金刚右京为他临死的妻子画下了她的面容的故事。根据这些印象，冈本写成了《修禅寺物语》。剧情发生
在1204年。当时源赖家正住在伊豆的修禅寺。源赖家为了使自己的颜面流于后世，就命令夜叉五为他雕一副假面。但命令下达已半年之久，假面还没有做出来。这年七月十八日的夜晚，源赖家亲自跑到夜叉王的家里来索取假面。夜叉王原是镰仓有名的假面雕刻艺术家，他所雕的假面都是很好的艺术品，唯有源赖家的面孔老是一副死人相。这次源赖家亲自来取，夜叉王仍然不愿拿出来。源赖家一怒之下拔刀要杀夜叉王。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大女儿桂姐把父亲做的那副假面拿了出来。源赖家看了非常满意。他还看中了桂姐，想把她带回宫里，桂姐同意了。于是源赖家便携了桂姐，带了假面，回修禅寺去了。结果，就在这天晚上发生了叛乱，源赖家被杀。桂姐却女扮男装，戴了源赖家的假面逃回家来。这时夜叉王领悟到为什么他雕的赖家的假面全是死相，原来他是命定要死的。

冈本绮堂在这个剧本里，使用了许多近代剧的手法和技巧。剧本的构思本身就是非常奇妙的，作者创造了假面师夜叉王这样一个富有诗意的形象。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工匠，而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他具有惊人的观察力，能够通过人的面容洞察出埋藏在心灵深处的思想、情感，并能敏锐地感受和判断人的命运。尽管他说不出什么高深的理论，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经验使他具备一个艺术家、思想家所应有的才能和智慧。他早就在源赖家的颜面上感受到了必然灭亡的命运，通过源赖家的假面预示着一代将军的灭亡。这种征兆在剧本不断重复出现。在第一场戏里，夜叉王对五郎说：“近年制作的许多假面，人家都说象活人一样，我也很自负。这一次奇怪得很，无论做了多少次，没有个活人的样子，简直是没有灵魂的死人相。这是死人的面”。待他知道源赖家已经被杀以后，他从内心感到一种愉快，对小女儿枫说：“无论改雕几次，这面上分明地出现死相，这并不是由于我的本领的笨拙，现在我才明白，源氏的将军赖家本来就有这样的命运。人的命运，本是只有神明才知道的，可是它却先从我的工作中发现，这是自然的感应，自然的奥妙，是我的技艺入神的证据。”冈本绮堂对于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使剧本带有比较浓的浪漫主义色彩，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此外，在灯光、效果、布景方面，如月夜、流水、虫声等等，都显示了作者运用近代戏剧技巧的才能。该剧于1911年在明治座初演，颇得好评。1927年前后，欧洲一些国家，如法国，苏联等国家的舞台上也曾演出过。

秋田雨雀（1883——1962）是日本新剧史上比较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生于青森县一个贫寒的家庭，学习刻苦努力，1907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英文科，同年在小山内薰主办的《新思潮》杂志担任记者。他较早地受到自由思想影响，在文学史上主要受俄国文学的影响。在文艺协会和自由剧场的感染下，对戏剧发生了极大的兴趣，1909年，《早稻田文学》杂志发表了他的第一个独幕剧《纪念会前后》。接着发表了《暗室》、《权三之死》、《第一个早晨》、《森林与牺牲》、《池边》等短剧。他初期的剧本具有浪漫主义的散文诗的倾向，而且经常使用象征主义的暗示的手法。如在《第一个早晨》中那个狂死的青年和他妹妹的谈话中，就采用象征的暗示的手法，表现了他们对封建主义的反抗。进入大正期以后，秋田雨雀开始逐渐接近现实主义。1913年出版了第二本戏曲集《被埋葬的春天》，1918年出版了第三本戏曲集《三个灵魂》，其中包括《土地》、《少年之死》、《东方的星》、《最后的晚餐》、《苹果熟了的时候》等作品。这时，秋田雨雀在思想上倾向于社
会主义。剧本《三个灵魂》描写东北某地一个小地主家的三个兄弟。长兄山村敏雄是个宗教家，二弟雄作想成为资本家，而三弟助七则倾向于社会主义。二弟和三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各不相让。而长兄作为一个宗教信徒，经受不了两个弟弟之间的斗争而自杀了。1920年到1921年出版了第四本戏曲集《佛爷与幼儿的死》和第五本戏剧集《国境之夜》。《国境之夜》的主要人物是大野三四郎。他在年轻时，经历了极端的困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带着妻儿来到这样一个荒凉边远的国境线上开垦土地。他来到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来他不停地工作，终于使全家得到温饱。现在他还要继续工作，还要得到更多的钱以便将来到东京去。几十年的生活经历使他看到了金钱的罪恶，但生活的经验，并没有使他高尚起来，反而使他变得更冷酷了。他说：“我的做人的方法是从我的青春时期得来的：主施恩于人，也不受人之恩，这是我的哲学，同时也是我的道德。换句话说，我不管别人的生活，同样也不许别人来管我的生活。”在这个人物身上体现着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作者十分清醒地描写出了大野三四郎这种个人主义的根性。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本是习以为常不足为奇的。但秋田雨雀进一步揭露了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哲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危害性，并且认为大野三四郎依然有药可救。剧本结尾处，大野已经觉悟到自己的哲学和行为都是需要改变的。

1925年，出版了秋田雨雀戏曲集的第六卷《骷髅的跳舞》，其中包括《围着棺材的人们》、《虾夷族的灭亡》、《手榴弹》、《杀戮幼儿的时代》、《牢狱的诞生》、《本能的复仇》等剧本。秋田雨雀是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较早的左翼作家之一。戏剧集《骷髅的跳舞》一书所收的剧本，都是取材于当时最迫切的社会问题的作品。

1927年秋田雨雀赴苏旅行，同年十一月，作为国宾参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纪念活动，1928年5月回国，作了关于苏联文化的报告，并与藏原惟人、小川信一、村山知义等人创刊了《国际文化》杂志，此后不再写剧本。1948年参加新协剧团和《夜明之前》的演出活动，1954年创办舞台艺术学院，专门从事戏剧教育工作，1962年逝世。

长田秀雄（188——1949）也是早期的新剧作家之一。他自幼喜爱文学，1909年自由剧场成立以后，对戏剧发生兴趣。1910年在《三田文学》上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剧本《欢乐的鬼》。在艺术手法上竭力模仿易卜生。最初，他属于唯美主义作家，不久后转向现实主义。大正以后醉心于契诃夫的研究，写了《死骸的哄笑》、《接生院》等讽刺喜剧。

《欢乐的鬼》是一个独幕剧。从剧本的布局、人物关系等的安排上可以看到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痕迹。剧本写法学博士远藤亨在青年时代到法国留学，在一个坏女人的引诱下，为了追求一时的“欢乐”，过了一段放荡的生活，并且染上了性病。回国以后和敏子结婚。由于远藤亨患过性病，他们生了一个白痴孩子，这孩子活了五岁就死了。然而敏子并不知道这其中的内情。在他们结婚十多年后，敏子才从远藤与医生的交谈中偶然知道远藤亨有过性病，而死去的孩子的病是受了父亲的遗传。敏子感到结婚十多年一直过着被人欺骗的生活，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格和生活的权利，她决定离开这个家。敏子在结尾时对远藤所说的话完全是易卜生笔下的娜拉的语调。

日本长期以来是一个封建专制社会，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没有任何地位可言。明治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思想虽然不断得到传播，但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妇女要求平等权利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十分迫切的社会问题。从这
一点上来看，《欢乐的鬼》和《玩偶之家》有共同的主题。另外，在《欢乐的鬼》中，作者还反映了日本当时的一个特殊社会问题。自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不断派遣留学生到欧洲各国留学，到了明治末期已成为时代的风尚。这些留学生绝大部分都非常热心地学习欧洲的文化和科学技术。长田秀雄在剧本中告诫人们，学习外国的技术和文化是学习人家的先进的好的东西，但不要去沾染外国人生活中的坏的东西。否则就会象远藤亨那样，因一时的放纵而成了“欢乐的鬼”，从而害了自己的一生。

《死骸的哄笑》和《接生院》写于1914年前后。这两部独幕喜剧用十分辛辣的讽刺手法反映了当时日本的许多社会矛盾问题。作者在这些作品中客观地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中思想和道德的堕落，对处于生活底层的妇女予以同情。

长田秀雄的创作道路是比较曲折的。他的早期的戏剧创作，在日本新剧史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到了二十年代以后，他和菊池宽一样，很快转到了通俗小说方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