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是西班牙戏剧史上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西班牙戏剧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中叶。这时中世纪的宗教戏剧仍然十分流行；具有世俗倾向的戏剧在战乱年代由于受着天主教的迫害，没能得到多大发展。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剧作家力图建立和发展世俗戏剧。他们往往利用宗教戏剧表现尘世生活的欢乐，对之加以赞美。但这些作家并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教会的思想影响和贵族阶级的艺术趣味。戏剧结构也比较原始，许多是模仿古代或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不断吸取民间艺术的优良传统，运用人民大众的语言正在使创作接近现实生活。
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初是西班牙戏剧发展的第二阶段。从西班牙民族戏剧的奠基人鲁埃达到后来的两位人文主义剧作家塞万提斯和维加，他们在同封建教会的斗争中，使西班牙的戏剧艺术形成了高度繁荣的局面。在这一阶段，西班牙的戏剧走在欧洲各国戏剧的前面。
西班牙戏剧发展的第三阶段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截至十七世纪末叶。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西班牙的反动统治加强了，整个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天主教的手里，经济和政治陷于崩溃的状态，人文主义的危机日益加深。因此这一时期的戏剧，开始脱离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优良传统，反人文主义和宗教迷信的思想内容占了上风。在封建教会的残酷迫害之下，西班牙的戏剧开始从黄金时代走向没落了。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戏剧和意大利的戏剧很不相同。首先，西班牙是以大众戏剧占主导地位的贵族戏剧相比之下就没有多大力量。西班牙的人文主义剧作家勇敢地反对野蛮的封建统治：陈腐的宗教道德和贵族阶级的阶级偏见。他们不象意大利的剧作家那样模仿古代戏剧，并在创作上作茧自缚，不能从清规戒律中解脱出来。他们也不象意大利的剧作家那样抛弃自己的民族民间传统，而是努力把它们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他们的戏剧创作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鲜明的民族色彩，反映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歌颂西班牙人民的爱国思想和英雄气概，鼓舞人民群众走向战斗的生活和幸福自由的道路。这种戏剧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大量地运用民间的富于诗意的响亮动听的语言，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不强调舞台布景的外在效果。因此它不是书斋性质的文学作品，同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联系密切。这一时期西班牙大众戏剧与贵族戏剧之间所进行的激烈斗争，这在意大利也是从未有过的。值得一提的是：十六世纪下半期，意大利的即兴喜剧已经在西班牙的舞台上同广大的观众见面，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无论在思想内容或创作形式方面，即兴喜剧的优点都为西班牙人文主义作家所吸取，鼓舞和帮助了西班牙戏剧演出事业的开展。西班牙戏剧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构筑西班牙戏剧史辉煌殿堂的并不是意大利作家而是西班牙民族自己的伟大剧作家：鲁埃达、维加、卡尔德隆。
洛卜·德·鲁埃达（1510？～1565）是西班牙民族戏剧的奠基人。他不仅为后来的剧作家开辟了新的创作道路，同时还奠定了西班牙戏剧演出事业的基础，在西班牙戏剧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鲁埃达是作家，同时又是演员，并且亲自领导旅行剧团到处演戏，受到
广大观众的欢迎，加强了许多戏剧工作者对于演出事业的兴趣和信心。在他的影响之下，西班牙各地相继组成了许多剧团。有些人甚至不顾教会和政府的干涉，来到首都马德里，建立大众剧院，举行公开演出，为西班牙戏剧艺术的蓬勃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可以说，西班牙戏剧发展的第二阶段就是从鲁埃达的戏剧活动开始，并沿着他的戏剧创作道路发展，在许多戏剧家同封建教会的不断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西班牙的戏剧艺术高度繁荣的局面。
作为一名剧作家，鲁埃达的创作成绩是很可观的，他不仅写过许多喜剧和类似田园剧的对话，笑剧也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的创作具有许多鲜明的特征：即大量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题材和生动活泼的民间语言，不但充满了人民的幽默和健康的谐趣，富于民族色彩，而且人文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精神。
《橄榄》是鲁埃达最有名的一部笑剧。说的是一对农民夫妇才种下一棵橄榄树，妻子就高兴地想到将来收获果实，以及可以再种更多的橄榄树。于是对女儿说，将来每篓果实应该卖两毛钱；但她的丈夫却以为价格太高和她相争吵起来，双方都命令女儿服从自己的意见，否则就要打她。他们开始时只是作口头威胁，后来越吵越厉害，真正地打起孩子来了。他们的邻居听到孩子的哭叫声，纷纷劝他们不要为这种无意义的争执来折磨孩子，但是他们仍旧各持己见，继续威胁自己的女儿。
连同鲁埃达其他的笑剧一样，《橄榄》的情节虽然很简单，我们却能够从剧本里看到真实的农民生活和质朴的农民性格。鲁埃达对于剧中人物完全没有嘲笑的意思；他只是企图通过他们的日常生活来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望。这种戏剧和宗教戏剧实质上是对立，可是它又不是当时已在西班牙开始流行的喜剧，而是人民群众最喜欢的一种创作体裁。
鲁埃达在笑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在于它引导西班牙的剧作家摆脱宗教戏剧和外来戏剧的影响，努力发展自己的民族戏剧。而不在于它有多么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创作形式，当时，西班牙作家虽然抛弃了宗教戏剧，但是又走上模仿意大利戏剧的道路，有些属于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妨碍着他们的艺术创造。无论是宗教戏剧也罢，意大利的戏剧也罢，都不适合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需要，鲁埃达只有同它们进行斗争，才能创立西班牙自己的新型戏剧。
然而，消灭宗教戏剧和意大利戏剧的影响是一件复杂而艰巨的工作，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过程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就连鲁埃达本人也曾接受意大利戏剧的影响，这种影响出地表现在他的田园剧和喜剧方面。）这时，在意大利已经开始出现的古典主义的创作法则，在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的支持下，这些法则曾经被用来作为反对鲁埃达首先创立的大众戏剧的武器，而且还得到塞万提斯的首肯。但最后，它们还是被以维加为首的人文主义大众戏剧家清算出西班牙戏剧舞台。
洛卜·德·维加（1562～1635）西班牙人文主义戏剧最完善的标志，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戏剧家之一。
在他的一生中，充满着种种冒险事迹，既有欢乐，也有痛苦。他的父亲是个金子商人，所以他小时候受过很好的击剑、舞蹈、音乐和文学的训练。后来由于父亲英年早逝，家道中落，维加的生活艰难起来。但他仍坚持求学，最后经过曲折的道路完成了大学学业。一五八七年，他同一个剧院经理发生纠纷，遭到陷害，被指控入狱，在外地度过了一段艰苦的流放生活。一五八
八年，他在法伦西亚从事戏剧创作活动，过着平淡的生活。但不甘寂寞的维加后来参加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为祖国的利益与英军作战，他差点在战争中丧失生命。在海上几个月的漂泊航行生活后，他又重新回到法伦西亚定居下来，并经常为当地的剧院写作剧本。一六一0年，他迁居马德里，并在教会中担任圣职工作，但这并没有给他的社会活动和戏剧活动带来影响。
作为一位热爱生活的主文主义作家，维加具有多方面的艺术创作才能。同时又由于他始终勤于笔耕，因此，维加成为著名的多产作家。据说他一生共写过一千八百多部喜剧，现在还留下四百多部（其中有些剧本是否为他所写，尚无定论），另有宗教剧四十多个和四百部“奥托”。（“奥托”是西班牙一种独特的戏剧，在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作家不写它。这种戏剧非常简短，以宣传天主教的教义为目的。有的作品在宗教题材的基础上，反映人文主义的思想感情。“奥托”在十六世纪人文主义戏剧高涨的年代里，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到了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人文主义戏剧走向衰落的时候，它便大大地发展和繁荣起来。）
维加所处的时代，反动的天主教会和封建贵话钱酷地统治着西班牙，广大的人民群众丧失了一切希望。在这个令维加伤心的国家，“富人受到神圣的崇拜，穷人则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而法律则是天主教会和封建贵族压迫人民的工具”。作为人文主义作家，维加的剧作不仅体现了他强烈的反对封建贵族和同情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和民族特征。维加的剧作有许多来源于西班牙的历史题材，特别是十五世纪西班牙民族统一运动高涨时期的历史事件。在这些作品中维加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君主政治。这种政治思想是和当时西班牙的现实情况相矛盾的，维加为实现他的这一理想一生中奋斗不息。因此，维加被当时西班牙的统治集团视为眼中钉，经常遭到迫害，他的创作也被列为“禁书”；然而在人民群众中，维加却享有崇高的声誉和牢固的地位。象莎士比亚在英国一样，维加在西班牙不仅受到一般的观众的爱戴，同时在特权阶级中也拥有不少观众。他的作品受欢迎的程度，在他去世的时候体现出来。广大的读者和观众为维加默然致哀，参加他的出殡形式。这就使西班牙政府和天主教会也不得不对他表示敬意。他被誉为“自然的奇迹”。
维加的创作道路是漫长的；他的戏剧创作兴趣也是多方面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喜剧和田园剧对他产生过影响，但他的这类作品也表现了自已的独特性。“斗篷与剑”的戏剧是维加最心爱的戏剧创作样式，其中充满了轻松愉快和诡计多端的生活情景，同时反映了各种社会问题，批判了封建贵族的阶级偏见和伦理道德观念。在一系列的历史剧中，维加以严肃的戏剧气氛代替了轻松愉快的情调，既不着重表现爱情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嫉妒或阴谋诡计，也没有象“奥托”里面所表现的那种宗教热情，而是通过历史题材，反映当时严重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尤其是农民和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关于农民生活和农民暴动的事件是构成维加戏剧主题的重要内容。他们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或者是鄙视封建统治阶级，或者是同统治阶级进行激烈的斗争。
在《国王，最伟大的法官》（1620～1623）里，农民桑丘请求他的封建领主允许他结婚；可是这个荒淫无耻的主人却爱上了桑丘的未婚妻，并且赶走了他。他不得已向国王求助，希望能把自己的未婚妻从封建领主的手中夺
回来。由于，不肯放还桑丘的未婚妻，违背了国王的命令，这个封建领主最后被国王治罪，使得桑丘夫妇得以团圆。在这个剧本里尽管已经表现农民反抗封建阶级的活动，但还没有达到暴动的程度，表现农民暴动最有力的作品是《羊泉村》（1609～1613）。
取材于一四七六年西班牙的一次农民暴动的历史事件的《羊泉村》，是维加的代表剧作，统治羊泉这个地方的是一个可以任意蹂躏农民的封建领主。当他抓到法地长老的女儿劳伦霞企图污辱时，爱着劳伦霞的青年农民福隆多挺身而出，救出了劳伦霞。封建领主于是又派人去抓另一个妇女。农民们为这个妇女请愿，但是没有结果，他们的代表反而被殴打一顿。在劳伦霞和福隆多的婚礼进行时，封建领主又抢走了劳伦霞并污辱了她，还要绞死福隆多。劳伦霞逃回村中，呼吁乡亲起来反抗。于是愤怒的农民蜂涌而起，攻占城堡，杀死了封建领主。为此，国王斐尔南多派来了法官，要追查杀死领主的“凶手”。在他严刑拷问的时候，全村三百多人异口同声地回答：凶手是“羊泉村。连十岁的小孩也不例外。法官无原，不得不停止用刑，国王也只好承认农民的勇敢，除了免于审讯外。还给他们的安全以特殊的保护。
《羊泉村》围绕着反封建的主题，表现了西班牙人民团结一致的斗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同时也歌颂了君主政治。像斐尔南多这样理想化的人民群众的保护者，这种理想的国王在维加其他的历史剧里也可以看到。这种对王权理想化的倾向，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当时农民和封建主的斗争中，国王是比较能够照顾农民的利益的，因为他只有依靠农民的力量才能消灭封建阶级的力量。维加正是在这种历史现实的基础上，通过突出国王的进步性，肯定了他的君主政治的理想。
维加也和一般的人文主义戏剧家一样，很喜欢表现青年男女之间的恋爱问题。在他看来，爱情无疑是人类的一种伟大的感情。因此在他的“斗篷与剑”的戏剧里，爱情问题经常占着首要地位，而有关其他的问题则是围绕着爱情主题被揭发出来。
《狗占马槽》（1613～1615）是维加最有代表性的“斗篷与剑”的戏剧之一、不仅有着复杂而精巧的戏剧结构、生动有力的情节和优美动听的诗的语言，而且包含着深刻的社会讽刺和心理描绘。充分表现了爱情和传统的荣誉观念之间的冲突。贵妇人德安娜要在身份相等的人们中间选择自己的丈夫；但贵族的华而不实，又使她感到厌恶，这就使她企图摆脱传统的陈腐的生活准则，从新的环境中去寻找爱情和幸福。但是要作到这一点还很困难，因为她显然缺乏足够的勇气和决心。她本来爱上了自己的私人秘书苏多罗，只是因为苏多罗社会地位卑微，她不敢把这秘密的感情倾吐出来，经常痛苦地摇摆在爱情和荣誉之间，亏得一个足智多谋的仆人为苏多罗编造出了贵族家谱，德安娜才得以消除爱情中的障碍。这无疑是对贵族阶级的～种尖刻讽刺。
如果把《狗占马槽》说成是主要批判阻碍爱情结合的贵族阶级的荣誉观念，那么，维加的另一名剧《马德里的矿泉水》（1606～1612）则是赞扬为了爱情同封建统治所展开的斗争。与贵妇人德安娜相反，《马德里的矿泉水》中的贝丽莎则是个勇于克眼困难的人。她通过巧妙地摆脱家庭束缚去和她的爱人结了婚。
从根本上说来“斗篷与剑”实际上就是风俗喜剧。它们以生动有力的戏剧动作来激动人心，以发展的连续性维持观众的兴趣，维加的戏剧完全也不
是书斋性质的创作。他的戏剧在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演出事业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维加除了有大量的戏剧创作以外，还有自己的戏剧理论。而且这些戏剧理论没有空泛的学究式的内容，完全是他自己的创作实践的具体总结。
在《今日新的编剧艺术》（1609）一文中，维加积极主张戏剧创作应该以满足当代观众的要求为准则，应该合乎广大群众的要求和趣味，不被各种陈旧的创作法则所左右。他肯定古代戏剧理论中的模仿说，并且承认悲剧和喜剧所表现的对象有所不同；但是并不和古典主义的理论家雷同，他主张悲剧和喜剧的因素在一个剧本里可以并存，而不能截然分开，因为现实生活就是这样，作为戏剧应该逼真地反映生活，“和自然一样”，这样才能给人以快感。维加出不能完全接受三一律的创作法则。他只要求戏剧动作的一致性，既不要表现离开主要情节的东西，也不要省去足以破坏作品完整性的东西，不到最后一景，不应该把戏剧情节的结子解开，免得让观众知道了结果，不等戏演完就会退场。维加认为，剧本应该分成三幕，运用散文语言，语言最后多样化，符合戏剧情节，环境和人物身份的要求，不能让登场人物讲的话自相矛盾。关于喜剧创作，维加还特别提出了一些论点，尤其强调喜剧应该反映现实生活，应该享有更大的创作自由，不要被清规戒律所约束。他曾经说：当他写喜剧的时候，就常常把那些喜剧教条锁起来，把普劳图斯和泰伦斯从他的创作室里驱逐出去，以免受他们影响。然而维加决不象他的反对者们所说的那样，是个不学无术和粗制滥造的作家。相反，他是具有高度艺术修养和独创性的作家，不仅很了解古代戏剧和意大利复兴时期的戏剧，还能从中吸取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例如他的一些“丑角”人物就是在西班牙的笑剧、罗马的喜剧和意大利即兴喜剧中同类人物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并赋予现实生活特征而创造成功的。
卡尔德隆（1600～1681）十七世纪西班牙最著名的戏剧家和诗人。出身于贵族家庭，受过大学教育，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修养很高。青年时代，他曾一度从军，远征意大利和荷兰等地。一六二九年从国外回来后，从事戏剧创作，不久就开始领导宫廷演出活动。一六三六年，他获得过骑士头衔，后来还参加过镇压卡达罗尼亚的暴乱（1640～1642）。从此以后，他进入教会工作，致力于宗教戏剧的写作，一直到去世。
卡尔德隆是宫廷诗人，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戏剧方面具有广博的知识和不平凡的创作才华。继维加之后，他领导着西班牙的戏剧界，其影响之大，则远远超出了西班牙的范围。
做为天主教徒，卡尔德隆的宗教戏剧和哲学戏剧具有极其浓厚的封建教会性质，为天主教的反动思想作了有力的宣传，远远离开了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在这些戏剧当中，《人生若梦》（1631～1632）是一部著名和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波兰国王巴西略斯曾经得到一个预言：他的儿子生性不驯，必将成为一个暴君。因此国王将王子从小幽禁在一座荒山野外的碉堡里。有一天，他用麻醉剂使王子不省人事，接回王宫，考察他的性格是否变好。王子醒了过来，行动依旧很凶横，于是国王又令人将他麻醉，送回碉堡。王子因为不了解其中秘密，误以为是在梦里去过王宫，从此感到人生不过是一场幻梦，人活着应该克制自己的情欲，厌弃世俗的尊荣。后来当起义的人们将他从碉堡中解放出来并奉为国王的时候，他不但不感谢他们，反而斥责他们是叛徒，对他的被臣民遗弃的父亲实行忏悔，不愿意夺取他的王位。这部哲学
剧充分表达了卡尔德隆的天主教的禁欲主义和宗教忏悔的思想。
在卡尔德隆的全部戏剧中，有三分之二是宗教戏剧，《十字架的信仰》（1633）和《创造奇迹的魔术师》（1637）就是其中的名篇。这类戏剧，主要都是通过表现人们的罪恶行为，来阐述了天主教的救世之道。除了宗教戏剧和哲学戏剧之外，卡尔德隆还写过许多“斗篷与剑”的戏剧，其成就有时甚至能与维加并驾齐驱。不仅如此，卡尔德隆，还以巨大的社会问题为主题，创造出了一部同维加一样的著名的反封建的戏剧——《扎拉美亚的长老》（1640～1644）。
《扎拉美亚的长老》所表现的是封建贵族的罪恶行为及其结果。这是一部有较高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作品。它可与维加的出色喜剧相媲美，剧本的题材，也取自维加的同名喜剧。扎拉美亚的贵族军官阿尔瓦洛抢走了勇敢而骄傲的伊萨贝拉，她是长老彼得罗的女儿。后来伊莎贝拉虽然逃了出来，但已经受了污辱。同时彼得罗也遭到了阿尔瓦洛的横加侮辱。因而，长老彼得罗同阿尔瓦洛展开斗争，结果抓住了军官。彼得罗让军官一定要娶伊莎贝拉为妻，却遭到了这个傲慢的贵族的拒绝。于是，彼得罗对军官进行审讯，并判处死刑。国王得到这个消息，便亲自前来交涉，要长老释放军官。当国王发现彼得罗违反他的旨意把军官杀掉时，由于佩服他的勇敢，没有将他治罪，反而任命彼得罗为终身长老。卡尔德隆刻画了一个懂得荣誉是人的最高法则的纯朴农民的形象，这是他的一大功绩。在剧本里，卡尔德隆表示了对封建贵族的憎恨和对平民反抗贵族压迫的同情。
在“斗篷与剑”戏剧里面，卡尔德隆也对接触到的主要社会问题，进行相当尖锐的讽刺，并且也象维加一样，创造出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和轻松活泼的喜剧气氛。《隐居的夫人》（1629）就是他的这类戏剧中的名作。青年寡妇安哲娜和她的两个兄弟住在一起。为了维护她的贞操和他们的荣誉，这两兄弟对她严加看管，不许她公开露面。有一次，她溜出去观赏游戏，不料却遭到她的一个兄弟的追逐。她不得不求救于一个叫唐曼略尔的陌生人，并在他和他的兄弟决斗时逃走了。只到她的另一个兄弟赶来，才阻止了这场决斗，并且请唐曼略尔住在他家，唐曼略尔成为他的朋友。恰好唐曼略尔住在安哲娜隔壁，她便在他外出时去他的房间里，留下一些神秘的示意物，于是引起了怀疑和争论，后来他们便愉快地结合了。
卡尔德隆的另一种戏剧——“荣誉的戏剧”，也颇负盛名的。这类戏剧主要表现的是传统的贵族阶级的荣誉观念；《他的荣誉的医生》（1635）可以说这类戏剧的精品。剧本写唐古提哀如何杀死他的妻子曼西娅的故事。曼西娅原来和王子莫利克彼此相爱，只因王子从军在外，她便遵照父亲的意旨和唐古提哀结婚了。不久莫利克归来，再去追求她时遭到她拒绝。但是王子坚持要去见她。就引起了曼西娅丈夫的怀疑，以为她对他不忠实，用放血器放干曼西娅血液把她给弄死了。国王得知此事后，不但未加追究，反而表示原谅，让他重新结婚。很明显，卡尔德隆想通过这个故事来维护贵族社会的风俗习惯和道德原则，同时也暴露了贵族阶级丑恶的思想行为。
就创作方法而言，卡尔德隆有自己的艺术特征。这便是他的戏剧渗透了深刻的哲学内容，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和热烈动人的独白。在卡尔德隆的喜剧中，情节的作用是次要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才是他的重点。所以，人物的行动往往被思想活动所代替。另外，他的戏剧结构也比维加完整，剧情的发展条理井然，尽管人物性格不够深刻，却很鲜明。但是在龚果主义的影
响之下，卡尔德隆非常重视藻饰的文体，有时甚至显得过于夸张，华而不实。在所有的作品中，包括《扎拉美亚的长老》在内，卡尔德隆不曾创造出象维加所表现的那种有力动人的群众场面，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人民群众毕竟是没有地位的。
在卡尔德隆的世界观和戏剧创作主张里，也流露出一种宿命论的思想。他认为：“人的一生遭遇，早已由命运决定好了。人在世上的生命只是暂时的幻觉，只不过是为死后的永生作准备而已。”这种宿命论的主张进一步发展，必然导致神秘论，从而大大降低了他许多作品的艺术价值。在卡尔德隆矛盾的世界观里，天主教徒的观点和个性自由的人文主义思想交织在一起，时时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但是，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卡尔德隆的作品更接近人文主义的戏剧的创作法则。
作为这一时期西班牙伟大的戏剧家，卡尔德隆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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