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都是俄国十九世纪很有名的大作家。虽然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的文学成就主要在小说领域，但他们的戏剧创作也相当出色。奥斯特洛夫斯基被誉为“俄国戏剧之父”，他开创了俄国戏剧创作的崭新局面。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是俄国“自然派”——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他以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鲜明生动的典型形象和笑中含泪的讽刺手段，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专制农奴制的丑恶和黑暗。果戈理出身于乌克兰的一个地方家庭，童年在庄园里度过。他十二岁上中学，十九岁到彼得堡独立谋生。在普希金、别林斯基的帮助和影响下，果戈理辞去原来的教学工作，专事创作。果戈理的小说以《狄康卡迈乡夜话》、《彼得堡故事》和《死魂灵》最为有名，《钦差大臣》则是他最有成就的剧本。
《钦差大臣》标志着果戈理的现实主义讽刺艺术已完全成熟。剧本的主人公赫列斯达柯夫是一个在彼得堡当过差、出入于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他在回乡途中因盘缠用尽而困于旅店。正在这时，市内盛传钦差大臣即将光临本市。该市市长是个多年沉浮宦海、一贯贪赃枉法的酷吏，当他及其僚属听说钦差大臣就要驾临时惶恐不安，深怕自己平日的劣迹被上峰察知。受这种恐惧心理的驱使，市长亲自跑到旅店，察看动静。赫列斯达柯夫则以为由于自己付不起食宿费用，店家告到市里，市长前来问罪，因而诚惶诚恐；同时在与市长相互试探中，赫列斯达柯夫平时那种傲慢无礼、妄自尊大的举止态度毕露无遗。这一切使市长断定赫列斯达柯夫就是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于是他想方设法把“钦差大臣”迎至市长公馆，毕恭毕敬地款待，还献上自己的妻女供其调情。赫列斯塔柯夫乐得假戏真唱，大捞特捞，厚颜无耻地同时
向市长的夫人和女儿求“爱”。市长很快答应把女儿许配给他。赫列斯达柯夫见市长如此垂青，真是受宠若惊，得意忘形，在市长及其同僚面前，他大吹牛皮，把彼得堡的达官贵人都说成是自己的近亲好友，使听者钦羡不已。赫列斯达柯夫还用“借钱”的方式，向市长及其僚属“借”得巨款，最后在其仆人的催促下，“快乐”地离开了这个城市。接着市邮政局长私拆了赫列斯达柯夫的信件，发现他并非钦差大臣。正当局长把此消息告诉市长并与他争论时，宪兵来报，钦差大臣驾到。
《钦差大臣》一反当时俄国舞台上毫无思想内容的庸俗笑剧和传奇剧的做法，在继承俄国现实主义戏剧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以社会主要矛盾——官僚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为基本社会冲突的社会喜剧，并以典型生动的形象，紧凑朴素的情节和深刻犀利的讽刺，跃居当时世界剧坛的前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钦差大臣》堪称俄国现实主义戏剧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剧本题词“自己的脸丑，为什么要怨镜子”，形象地阐明了文学创作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的现实方义创作原则。市长的台词“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则直接表现了果戈理现实主义喜剧的社会作用。剧本借剧中人物的活动和对话，揭露了俄国官僚权贵的横行霸道，鱼肉人民，挪用公款，贪赃枉法的恶行丑态，以及反动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无法调和的矛盾。
奥斯特洛夫斯基全名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是俄国十九世纪最多产的剧作家。他生于官吏家庭。中学毕业后遵照父亲的意愿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此后在法院当过几年书记员。他于1847年开始戏剧创作，1850年的喜剧《自己人——好算账》为他赢得声誉。此后三、四年，他的创作出现危机，所写剧本《各守本分》（1852）和《贫非罪》（1854年）企图在商贾中寻找正面人物，粉饰封建宗法习俗，反映了保守的斯拉夫派对他的思想影响。五十年代后期，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创作进入崭新阶段，相继发表的《肥缺》（1857）和《大雷雨》（1860），对封建农奴制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暴露和谴责。奥斯特洛夫斯基七十年代以后的作品主要是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如《森林》（1871）、《狼与羊》（1875）、《没有陪嫁的女人》（1879）等著名剧作，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贪婪和无耻，抨击了人与人关系中金钱交易的冷酷与丑恶。下面我们将详细介绍《肥缺》、《大雷雨》、《狼与羊》和《没有陪嫁的女人》四部剧作。
《肥缺》对俄国官僚阶层进行了辛辣讽刺。青年查陀夫即将和保琳娜结婚，他深信凭自己的劳动所得，清清白白地做人，家庭生活也会融洽美满。维什涅夫斯基是查陀夫做大官的舅舅，他劝查陀夫不要天真，还是和上司搞好关系，谋个肥缺才是，但查陀夫愤怒地拒绝了舅舅的庸人哲学。尤琳卡是保琳娜的姐姐，她在母亲库库舍金娜的指点下，嫁给了很有钱的别洛古鲍夫。别洛古鲍夫本来并非有钱人，不过后来他吹嘘拍马赢得上级青睐捞到了肥缺。由于查陀夫薪俸有限，保琳娜和查陀夫结婚后，生活清苦。一天，尤琳卡来看望保琳娜，便向妹妹显示自己的阔绰，还主动献计教保琳娜如何迫使查陀夫去另谋生财之道。查陀夫回家后保琳娜按照姐姐的计策，以回娘家相威胁，逼迫丈夫找舅舅讨个肥缺。查陀夫先用大道理开导娇妻，表示不应该和旧势力同流合污；无奈终于拗不过保琳娜的意愿，只好答应和她一起去找舅舅要肥缺。但使查陀夫夫妇始料未及的是，当他们来到舅舅家时，舅舅正为贪赃枉法的罪行被揭发而焦头烂额。怒火中烧的舅舅得知查陀夫两口子的
来意后，嘲笑一个曾大声反对贪官污吏的人竟也想谋求肥缺。舅舅的冷嘲使查陀夫清醒过来，他向妻子表示他决不会再改变自己不谋肥缺、清白做人的主张。《肥缺》的生活素材来源于奥斯特洛斯基在法院供职的几年中所看到的俄国官场的黑暗，他曾说：“如果我不在那地狱里呆过，我是写不出《肥缺》来的。”
《大雷雨》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最杰出的悲剧。剧本描写卡杰琳娜受尽婆婆卡巴诺娃的虐待，丈夫奇虹文根本无力保护她。渴望自由的卡杰琳娜不甘心受命运的摆布，她要追求真正的爱情与幸福，于是大胆地爱上了年轻的鲍里斯。但大雷雨使她感到极为恐怖，她便把自己的隐情向婆婆和丈夫作了坦白。鲍里斯怯懦地离开了她，婆婆又把她关了起来。最后，卡杰琳娜万念俱灰，感到与其奴隶般生活在卡巴诺夫家，不如死去。自尽前，卡杰琳娜自言自语地说：“还是在坟墓里好太阳温煦它，细雨洗刷它春天一到，柔软的青草将覆盖在它身上”卡杰琳娜说完这段视死如归的独白便纵身跳进了伏尔加河。全剧充满了悲怆的基调。剧中愚昧、闭塞、停滞的小镇正是专制俄国的缩影，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在这种环境里被毁灭，她的自尽是一种无比强烈的抗议，反映了广大人民反对农奴制和妇女为摆脱奴隶地位而斗争的意志。革命民主主义者杜勃罗留波夫十分赞赏卡杰琳娜这一艺术形象，称赞她为“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
《大雷雨》在艺术技巧上颇有特色。剧情是在伏尔加河畔一个名叫卡里诺夫城的地方展开的。美丽的伏尔加河除了第二幕外，都是作为远处的舞台背景展现在读者和观众面前的。奥斯特洛夫斯基通过这个舞台环境的安排，尖锐地突出了剧本反映的美与丑的内在冲突。剧作家还多次巧妙地运用雷雨的效果，把雷雨这种自然力的迸发，有机地和剧情发展及人物心理变化相配合，强烈地烘托了戏剧冲突的悲剧气氛。
《狼与羊》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最富于批判精神的剧本。情节大致如下：女贵族穆尔扎维茨卡雅凶狠毒辣，她串通丘古诺夫，利用伪造单据和信件等卑劣手段，想把寡妇库巴文娜的财产全部占为己有。但正当穆尔扎维茨卡雅的阴谋即将得逞之际，一只更凶恶的豺狼别尔库托夫从彼得堡来了。别尔库托夫施展各种手段，逼迫穆尔扎维茨卡雅把库巴文娜这只已在她嘴边的“羔羊”，转送给自己吞下。李尼亚耶夫在目睹了这一场“狼”与“狼”争吃“羊”的残酷过程后，感慨万端，他叹道：“是呵，世界上就是狼与羊，就是狼与羊呀。”李尼亚耶夫的这句话如画龙点睛之笔，道出了本剧的题旨。
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农奴制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迅速发展，贵族阶级开始没落和分化。在这个阶级的青年一代中，有一部分成天吃喝玩乐，无所事事，蜕变成无可救药的社会渣滓；有一部分却不择手段地诈取不义之财，但表面上还装作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成了十足的残忍加虚伪的资产阶级钻营家，《狼与羊》中的别尔库托夫就是这种钻营家的典型。贵族阶级的老一代中，则有人千方百计地想保持自已原有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朽取豪夺的手段残酷无比，也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狼与羊》中的穆尔扎维茨卡雅就是此类货色。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狼与羊》中一箭双雕，既抨击了俄国的贵族阶级，也抨击了俄国的资产阶级，并揭露了这些剥削阶级的腐朽和贪婪，因此《狼与羊》是极富战斗性的剧本。
《没有陪嫁的女人》同样是暴露俄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剧本描写少女腊丽萨想找个称心的丈夫，但找不到，于是勉强答应了自己并不喜爱的小
官员卡朗德雪夫成婚。这时，巴拉托夫，腊丽萨的旧情人忽然从外地回来了。纯真的腊丽萨没有看出巴拉托夫是个忘恩负义的薄情人，于是表示愿意与他恢复原有的关系，卑鄙小人巴拉托夫乘机逢场作戏地和腊丽萨周旋。正当巴拉托夫戏弄腊丽萨的时候，克奴洛夫和优实伐托夫这两个荒淫的企业家也打算占有这个没有陪嫁的姑娘，他们甚至用抓阉的方法决定腊丽萨应该属于谁。在腊丽萨和卡朗德雪夫定婚的那天，两个企业家串通巴拉托夫把腊丽萨引诱到伏尔加河上玩弄了一晚。这时腊丽萨痛苦地感到，这些资本家并没有平等地把她当人看待，她不过是供他们玩弄的对象和作交易的商品；然而她又不愿回到平庸的卡朗德雪夫身边去。卡朗德雪夫恼羞成怒，绝望地用手枪结束了腊丽萨的生命。但腊丽萨被子弹击中后并没有痛苦的表示，她反而温婉地对未婚夫说：“您为我做了一件好事！”这表明，对于在那个非人社会中无法获得幸福的腊丽萨来说，死亡是结束苦痛获得解脱的唯一途径。腊丽萨的不幸命运，同《大雷雨》中卡杰琳娜的悲剧一样，是对十九世纪俄国“黑暗王国”的强有力控诉。
列夫·尼古拉也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是“伟大的艺术家”，“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语）。托尔斯泰以《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三部名著跻身于世界一流作家行列，他的戏剧虽不如小说辉煌，但也很有特色，很有成就。
托尔斯泰有名的戏剧都是他后期的作品，他的这些剧作从思想意义上和艺术技巧上都有大的创新。如在《第一造酒者》、《光在黑暗中闪耀》、《一切罪恶的根源》里，都表现出了带有宗教色彩的劝善性，而在他的戏剧杰作里，作家却摆脱了这种宗教哲学的沉重负担。
托尔斯泰最杰出的戏剧是《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0）和《活尸》（1900），这些作品构成了世界剧作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
《黑暗的势力》是一个描写残忍行为的剧本，这种残忍行为是由于精神发育不全和愚昧无知所产生的；这也是一个描写卑鄙行为的剧本，这种卑鄙行为是发财的欲望带来的。冈察洛夫在指出托尔斯泰的那些供平民阅读的艺术作品的重大意义时，也肯定了《黑暗的势力》充满对普通人的爱这一优点。他在文章中写道：“《黑暗的势力》是一部有力的作品，它的艺术方面只为少数人、文化程度高的人所重视，而多数读者则不懂，很多人甚至象厌弃装满烈性酒精的瓶子一样厌弃它。他们受不了强烈的气味。我是高度重视这部作品的。人民如何看待它——我完全不知道，也断定不了。”
《教育的果实》揭示了农民的贫困的状况，描写了他们清醒的头脑和他们纯洁的道德面貌。剧作的特殊性在于，在这个喜剧的情节发展过程中，评价人物所用的是与他们通常遇到的完全不同的尺度和完全不同的标准。这一类尺度是由于对立面所明显表现出来的观点而产生的。而且由于喜剧里属于两个相互对立的社会集团的主人公发生冲突，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对生活的两种不同的、经常交叉的认识。“受过教育的”老爷们按照早已形成的准则来评价自己周围人们的行为，以及其他社会集团的代表人物。但是农民把这种准则，把老爷们的生活方式本身和行为看作是某种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并且常常是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反过来，老爷们觉得农民对周围的现实生活，对人与人的关系的看法都是原始的、野蛮的，虽然他们对这些生活财富的创造者也经常感到兴趣。这种对于生活的交叉社会，人与人之间对于
同一现象的不同评价的冲突，构成了喜剧性地说明《教育的果实》里的各种人物性格的重要方面之一。
《活尸》对采取不同生活态度的人物也采用了交叉评价的原则。但是在这里，这种原则发展成为一种更为复杂的形式。卡列宁、阿勃列兹科夫、安娜·巴甫洛夫和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不止一次地谈到自己对普罗塔索夫和他的行为的看法；反过来，普罗塔索夫同样也经常评价那一些人，如果他们的生活引起他的厌恶和反感的话。不过，在这交叉评价当中得到好处的常常不是普罗塔索夫，而是他的对手。普罗塔索夫受宽宏大量的感情的驱使，经常以十分友善的语调来评论自己的“对立面”，为他们的行为和他们对待他的态度进行辩护。只是有时他才忍不住作出谴责性的评价。托尔斯泰虽然把官僚和贵族令人称赞的方面放到了最有利的、最优越的地位，但是他仍以高超的技巧揭露了它的真正实质，塑造了有深刻说服力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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