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的“欺骗”——贝克特

塞缪尔·贝克特（1906—）在1952年把创作的戏剧《等待戈多》搬上舞台，一举成为荒诞派戏剧流派中最重要的作家。1969年，贝克特领走了那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荒诞派已经赢得了文学界的承认。获奖的原因是“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使现代人从精神贫困中得到振奋。”贝克特于1906年4月13日生于都柏林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中学时代爱好戏剧。1927年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翌年到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
巴黎大学任教。在那儿他结识了著名的意识流派小说家乔伊斯，担任其秘书，并与人合作把乔伊斯的作品译成法文。1931年，贝克特回都柏林教法文，1938年底定居巴黎，在德占领期间曾参加过抵抗运动，组织暴露后隐居农村，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二战之前，贝克特写了不少论文、诗歌和小说。如诗集《婊子镜》（1930）、评论集《普鲁斯特》（1931）和长篇小说《莫菲》（1938）等作品都表现了他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

贝克特1952年发表的《等待戈多》使他名噪文坛，震动了西方文学界。《等待戈多》是荒诞派的名剧。黄昏，乡间路旁孤零零地立着一棵树。流浪汉爱斯特拉岗正坐在土墩上脱靴子。另一流浪汉弗拉季米尔走过来同他闲谈。

两人一边语无伦次地谈话，一边做着一连串无聊的动作。爱斯特拉岗脱下靴子，往里面瞅瞅，伸手进去摸了摸，再把靴子口朝下倒了倒，两眼出神地朝前面瞪着。弗拉季米尔把帽子脱下，往帽内看了看，又伸手进去摸了摸，在帽顶上敲了敲，再往帽里吹了吹，又重新把帽子戴上。

接下来，他们忽而谈到要为自己的出世忏悔，忽而想到应该到死海度蜜月，忽而讲开了《福音书》里救世主和贼的故事。他们究竟来干什么呢？爱斯特拉岗说：“咱们在等待戈多。”而戈多老是等不来，却来了主仆二人：波卓和幸运儿。他们把波卓当作了戈多，原来，他们并没有真正见过戈多。

他们继续等着，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他们要等待戈多。戈多却还是没来，倒等来了戈多的使者——一个小孩。小孩告诉他们二人说：戈多今晚不来了，明晚准来。于是他们相信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唯一该做的事依旧是：等待戈多。

次日黄昏。还是在老地方，仅有的不同之处是那光秃秃的树上长出了几片树叶。两个流浪汉又聚到了一起。他们再次走到一起，为了共同的目的：等待戈多。昨天，他们谈了一晚上空话，今天是恶梦的继续，两人很少说话，更多的是沉默，长时间的沉默。仿佛他们对现实生活烦透了。弗拉季米尔暴怒地吼道：“我他妈的这一辈子到处在泥地里爬！瞧这个垃圾堆，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它！”

接着他们又无数遍地把帽子脱下又戴上，戴上又脱下，互相责骂“窝囊废”、“寄生虫”，“丑八怪”，“鸦片鬼”，以此来消磨时间。当波卓主仆二人再次出现时，他们又以为是戈多来了，一夜之间，博佐瞎了，幸运儿哑了。戈多的使者又来传话：戈多今晚不来，明晚准来。爱斯特拉岁和弗拉季米尔想离开这里，想去上吊，但他们既不能走，又不能死，因为还得等待戈多，只要他来了，他们就得救了。

1974年，罗伯·吉尔曼在《现代戏剧的形成》“贝克特”一章中指出，这部戏剧就是表现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岗怎样等待戈多；戈多不来，他的本性就是他不来。他是被追求的超验，人们追求它是为了给现实生活以意义。这段话告诉我们，这部戏剧的主题就是“等待”。等待，象征着没有意义的生活。这出戏让观众看到的是一幅真实而又凄凉可怕的景象。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象征着战后西方生活在苦难中的人类。他们日复一日，等待一位叫戈多的先生，而事实上，他们自己也搞不清在生活中究竟等待什么。他们盲目地等待、盼望，渴望救星戈多的到来，以改变他们的处境。然而，戈多永远不会来，明明知道他不会来，还是要等待，在等待中死去、消亡。剧中
四个人物象征着四个不同国籍的人：爱斯特拉岗是法国人，弗拉季米尔是捷克人或俄罗斯人，博佐是意大利人，吕克是英国人。他们的遭遇，显示出世间具有普遍性的悲剧故事。

在《等待戈多》一剧中，从舞台形象到剧情到戏剧语言，无一不体现出“荒诞”的色彩。下面是剧中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岗的一段对话：

爱：咱们马上就上吊吧。

弗：在树枝上？我信不过它。

爱：咱们试试总可以吧。

弗：那就试吧。

爱：你先来。

弗：不，不，你先来。

爱：干嘛要我先来？

弗：你比我轻。

爱：正因为如此！

弗：我不明白。

爱：用你的脑子，成不成？

弗：我想不出来。

爱：是这么回事。树枝树枝用你的头脑，成不成？

弗：你是我的唯一希望。

爱：戈戈轻——树枝不断——戈戈死了。狄狄

重——树枝断了——狄狄孤单单一个人。可是——

这些话表面上胡言乱语，却寓意深刻。剧中诸如此类的语言，真实地表现了人物内心意识活动的流变轨迹，显示出荒诞剧的独特艺术风格。

《等待戈多》之后，贝克特的好“戏”连台。其中，剧本《结局》和《啊，美好的日子》较为重要。

《结局》的剧情大致是：主人公哈姆下肢瘫痪，双目失明，整日坐在轮椅上，要靠他的仆人克洛夫推着他才能移动。而父母的命运更加悲惨，他们自从失去了双腿，各人坐在一个垃圾箱里，不时地从里面伸出头来向儿子要东西吃；一家人都不能自由行动，只有仆人克洛夫能够在房间和厨房之间走动，但他却害了一种奇怪的病，不能坐下。室内一无所有，象地狱般的阴森可怕；室外光秃秃的，死一般的沉寂。在这道黑暗的深渊里，他们感到自己在无休止地向下堕落。他们发出了如临死前的哀鸣，其状惨不忍睹。

作品强调的是人在荒诞世界里毫无价值可言，他们痛苦的生活，苟延残喘，只有被习惯和本能牵引着盲目行动，成为荒诞、异化的人。

剧作《啊，美好的日子！》则在表现这一主题方面更为突出。开始时，女主人公维妮半截身子已埋入黄土中。她却好像刚刚起床似的，打开眼前摆着的提包，取出梳洗工具，不断摸索着牙膏、口红、眼镜等，两手不停的动作，梳头，剧牙，涂脂抹粉。日出日落，维妮的日子被这些琐事填满了，虽然她做的这一切毫无意义，但已经习惯了的她，已变得麻木不仁了。她也曾模模糊糊地产生过对新生活的一线希望：“也许有一天，大地下陷，放我出来。”但她期望的这一天终于没能到来，自己反而越陷越深。到第二幕时，黄土已经埋到她的颈部了，她还在赞美：“啊，又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她照样寻找生活的乐趣，甚至唱起轻佻的情歌。通过这些荒诞、可笑的描写，作者深刻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精神麻木、自我欺骗的生活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