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莎士比亚的父亲约翰·莎士比亚于1552年定居艾冯河畔的斯特拉福镇，从事羊毛生产和羊皮手套加工业，同时也做木材生意，这个小镇距伦敦约150公里，北边是亚登森林，与莎士比亚后来写的《皆大欢喜》中的森林同名，其中的联系不是偶然的，他的母亲娘家也姓亚登。母亲是大地主的女儿，父亲同她结婚后，家境大为改善。他们共有四男四女，威廉是最大的男孩。当地教堂的文件上写着，他于1564年4月26日受洗礼，人们按照当时婴儿出生三天后受洗的习俗，将4月23日确定为他的生日。
位于沃里克郡的斯特拉福镇，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在英国纺织业急剧发展的过程中，成为商品集散地。这给商人们带来很大好处。约翰·莎士比亚很快富裕起来，接连在城里买了四处房产，还参加了镇上的行政工作，担任过镇议员，后来又被选为镇长。威廉的童年时代，正值他父亲买卖兴隆，仕途得意。但好景不长，几年以后，由于生意清淡，家境越来越不佳。1587年，约翰的镇议员资格被取消，他开始负债，并抵押了妻子的遗产。1601年约翰去世。少年时代的威廉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只好辍学。
有关莎士比亚受教育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根据当时的教育制度和他的家境来推断，他应该在文法学校读过几年书。因为斯特拉福镇有一个颇有名气的文法学校，而镇上有一条规定，市政委员会成员的子弟可以免费就读到十二岁。莎士比亚符合这个规定。文法学校就设在镇长办公室所在的楼上，距他们所住的亨利街也很近。
文法学校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按那时的规定，儿童四、五岁入学，先受两到三年的附属小学教育，升入文法学校初级班。学校学的是拉丁文。因为在附属小学学的是识字课本和教义问答，升入初级班即开始学拉丁文文法，用的教材是李利编的《拉丁语法》，所以被称为文法学校。课程由易到难、由简到繁，先阅读格言、寓言和戏剧作品，以罗马古典作品作教材，进而学习修辞、写作和演讲术。虽然当时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形成各自民族的语言，但古典文学的势力还占据统治地位。说一个人博学当然是指他的拉丁文化知识丰富。所谓文艺复兴，就是对古典文化的爱好和研习。用拉丁文写作的罗马古典作家如西塞罗、维吉尔、奥维德、塞内加等都留下了很多优美的篇章。但也许是因为他读的时间不长，或者因为这个学校的教法象中国旧式学堂一样要求死记硬背、效果不佳，或者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以至于熟识莎士比亚的剧作家本·琼生在他编纂的《莎士比亚全集》的献词中说，莎士比亚“懂得拉丁文不多，希腊文更少。”这绝不是说这位天才剧作家的文化素养低，本·琼生是一个博学多识的古典学者，他的衡量标准是不一般的。须知那时研究古典文学的风气虽盛，但莎士比亚不是一位学者，他是用英语写作的剧作家。当然他受一般风气的薰陶，在创作期间也不断从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这从他的剧作中看得出来。本·琼生这样说，也许还有一层意思：莎士比亚读书少，也没进过大学，对古典文学没有达到渊博贯通，竟能写出这样的杰作，实在很难得。
的确，一个创造了高深艺术的人不一定具备高深的知识。一个没有受过学院训练的人也可以学习写作，而且会写得很出色。只要他阅读适当的书籍，留心观察身边的事件人物，他就能给人一种博学多才的印象。例如如果他想了解法律方面的知识，他不必也不可能系统地攻读法律著作，他只需记着一
些术语，熟悉几个案例，就能写得象个行家。读莎士比亚的剧作，人们总会把作者想象成一位曾周游列国、学识渊博的百事通，并且出入过本国和外国上流社会的贵人。才气横溢的外表并不一定反映实质上的博闻多识，艺术家有想象力这根魔棒，可以幻化出他需要的一切。
1582年莎士比亚十八岁时，同家乡附近一位农村姑娘安妮·哈撒薇结了婚，妻子比他大八岁。婚后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女儿，取名苏珊娜，后来（1585年）又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女，哈尼特和朱迪丝。
人们推断莎士比亚是1585—1587这两年间离家去伦敦的，但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因而被称为“行踪不明的年代”。他去伦敦的原因，迄今没有一致的说法，有人推测因为妻子比他年龄大，他对家庭生活渐生不满。还有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是，他与邻村的一些年轻人，私自进入镇东北托马斯·露西爵士的花园里猎鹿，被人发现，爵士告了官。但莎士比亚并不示弱，写了一首讽刺诗回敬他。露西爵士是当地显达，曾当过国会议员，很有权势，岂肯善罢甘休，莎士比亚感到压力很大，只好逃往伦敦。这个说法也缺乏一些说服力，为什么他一逃许多年？更合情合理的推测是，因为他所住的小镇离伦敦不远，易感受先进的时代风气。当时伦敦有很多剧团，它们时常在英国各地巡回演出。这些团体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地方行政当局恶势力的迫害，往往寻求王室或某贵族、大臣的庇护，以他们的封号或职衔命名，如女王剧团、海军大臣剧团等等。1569年（其时莎士比亚的父亲正任镇长），女王剧团来到斯特拉福演出。在公演以前，照例要在市政厅演一场，一方面接受检查，一方面也算招待政府官员和当地名流。幼年的莎士比亚有了接触戏剧艺术的机会。也许正是演员那种自由自在的云游生活打动了他的心。
他到达伦敦时，正值女王伊丽莎白（1558—1603）统治下的英国进入鼎盛期。
此时，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已波及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是一场文化思想上的解放运动。前此，欧洲一直受封建专制的禁锢，史称黑暗的中世纪。教会与王权狼狈为奸，限制人们对物质生活和自由思想的追求，因此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手工业、商业的缓慢发展和积累，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城市居民中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为了提高生产力，他们必然要追求物质的快速发展，进而在政治上寻求更高的地位。在文化思想方面，新兴资产阶级坚持反对宗教神学的禁欲主义。一批文人学士打着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号，实际提出现实的要求。他们主张个性解放，以人为本而非以神为本，这就意味着要遵从理性、破除蒙昧主义，给个人以自由发展的机会。他们被称为“人文主义者”。
英国面临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政治斗争方面。十五世纪后半期，英国贵族之间进行了长达三十年之久的“玫瑰战争”（1455—1485）。战争本是封建势力之间争权夺利引发的，其结果是损伤了他们的利益。国家统一成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都铎王室的亨利七世统一了全国，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中央王权强大到不可撼动。王室为了对付封建贵族的割据势力，就须与新兴的资产阶级联合，采取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不多时，英国出现了经济繁荣，政局安定的治世。
与此相伴随的，戏剧事业也日益繁荣。在中世纪蒙昧时代，文学只是作为宗教的婢女，除了英雄史诗、宗教布道文外，戏剧是宗教宣传的一种主要形式。在莎士比亚幼年，戏剧舞台上还充斥着奇迹剧，搬演的是《圣经》里
的故事。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找到了古希腊罗马的悲剧和喜剧佳作。此外，民族戏剧也在发展。这就是一种所谓的插剧（interlude），它是戏剧演出的间隙里串演的一种短剧，其中有杂耍，插科打诨，滑稽逗趣，一般也有一个故事情节。十六世纪中叶，有人开始为插剧写剧本，虽然大多是对古典悲剧、喜剧的模仿，但向民族文学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到莎士比亚的青少年时代，演剧在英国被正式确认为合法的职业，剧团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剧院的建设也加快了。原来中世纪的奇迹剧和道德剧都是在教堂里演出，是纯粹的宣传工具。到了插剧兴起。演出地点就移到集市、广场或旅店前。不久插剧就转向较正规的悲剧或喜剧，有了以演戏为生的演员，这就需要专门的剧场。1576年，伦敦莱斯特伯爵剧团的台柱子演员詹姆斯·伯贝奇建立第一座公共剧场，名为“大剧场”。其后又建另一座叫“帷幕剧场”。到十六世纪末，伦敦就有了二十多家剧场了。
剧场分为公共剧场和私人剧场两种。公共剧场的构造为：中央是池座，没有屋顶，周围是包厢，舞台伸入到池座中，演出时，观众基本上环绕着演员，大家离得很近。这种剧场主要面对广大群众，可容纳一千五百到三千人，价格便宜，但只能白天演出。私人剧场要讲究得多，有屋顶，有灯光照明，而其票价也就比公共剧场高好几倍。
由于剧院和剧团增多，对剧本的需求也就大大增加。当时的剧院，剧目更换很频繁，很多戏因不受欢迎，只演一次就被取消，而最受欢迎的剧目重演的次数也不多。出于需要，涌现出大批剧作家。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在牛津大学或者剑桥大学读过书，有较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受过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他们在民间戏剧传统的基础上，加进古典与外国戏剧的养分，写出许多优秀作品。人们称他们是“大学才子派”。其中成绩较突出的有托马斯·基德（1554—1594）著有《西班牙悲剧》，约翰·李雷（1554—1606），代表作是《班贝老大娘》，罗伯特·格林（1558—1592），代表作为《僧人培根与僧人班歌》，克里斯多夫·马洛（1564—1593），著有《铁木耳大帝》、《浮士德博士的悲剧》、《马尔岛的犹太人》等。莎士比亚到伦敦时，正当这些剧作家的作品风靡，他们，特别是马洛，对莎士比亚产生了很大影响。莎士比亚以他们为榜样开始尝试戏剧创作，不过他很快超过了他们，把英国戏剧推上了顶峰。
莎士比亚初到伦敦，因为出身贫贱，又没有上过大学，找不到什么靠山，很难谋到什么象样的职位。靠一个叫理查·菲尔德的同乡介绍，他曾在剧院门口当过专职的马夫，侍候看戏的贵人。后来当了一名雇佣演员。那时，一家剧团一般由三个等级的演员组成，上等为股东演员，扮演主角；二等为雇佣演员，扮演配角；还有几个童生扮演女角（因为女子不能登台演出）。莎士比亚一面演戏，一面也打杂。他善于观察、揣摩、工作很勤奋，在短短几年中学到很多东西。
从1590年莎士比亚以《亨利六世》三部曲开始戏剧创作起，到1613年写成历史剧《亨利八世》为止，二十三年中他一共创作了三十七部剧本。他的思想和艺术风格随时代前进不断发展，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我们据此将他的创作历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期，也可称为尝试期，主要作品为历史剧和喜剧，时间大致是1590—1594，作品有历史剧《亨利六世》、《理查三世》；喜剧《错误的喜剧》、《驯悍记》、《维洛那二绅士》和《爱的徒劳》；悲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第二阶段是成熟期，写出许多
喜剧和历史剧杰作，并开始悲剧创作，时间为1595—1600年，作品有历史剧《理查二世》、《约翰王》、《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喜剧《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无事生非》、《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皆大欢喜》和《第十二夜》；悲剧有《罗蜜欧与朱丽叶》和《裘力斯·凯撒》；第三阶段为高峰期，即悲剧期，没有了历史剧，只有少数几个喜剧，时间为1601—1606年，作品有悲剧《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科利奥兰纳斯》和《雅典的泰门》；喜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终成眷属》和《一报还一报》；第四阶段为终结期，作品除了一部历史剧外，以传奇剧为主，时间为1608—1613年，作品是历史剧《亨利八世》，传奇剧《泰尔亲王佩力克里斯》、《辛白林》、《冬天的故事》和《暴风雨》。
1590年，他的《亨利六世》三部曲一出，就给他带来相当的声誉。剧本描写的英军统帅塔尔博率军抗击法军的场面，大受观众欢迎。大学才子之一的托马斯·纳什写道：“法国人所害怕的无比英勇的塔尔博想到这里会多么高兴：当他在坟墓里躺了二百年之后，竟会在舞台上又一次显示神威，他的尸首会重新受到至少一万名观众（在好几次演出中）的热泪冲洗，这些观众在扮演他的悲剧演员身上，幻想看到他重新在流血。”
1592年夏天，伦敦出现了鼠疫，一直持续到1594年。由于时疫不断爆发，剧院多次被关闭，而到外地巡回演出，也因地方害怕传染而常常碰壁，演员们无以维持生计，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莎士比亚在这期间把精力主要放在积累学识和戏剧素材上，他读了很多书，同各阶层的人交往，取得丰富的社会经验，做了文学上的多方面的尝试。也大量阅读古典著作，对之进行模拟创作，如以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的范本写了《错误的喜剧》，用的也是双胞胎的情节。接着又写了《驯悍记》、《维洛那二绅士》，慢慢走向成熟。在悲剧方面，他学习古罗马戏剧家塞内加和大学才子派的基德而写了《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他的其他方面的尝试是于1593年和1594年分别写了两首叙事长诗《维纳斯和阿童尼》及《路克莱丝》。前者写爱情的美艳及其不可抗拒的力量；后一首则谴责荒淫强暴的行为，前者是对爱的颂扬，表达了作者对非人性的戕害美的行为的痛恨。这两首诗都是献给他的庇护人骚桑普顿亨利·娄赛斯雷的，他是一位年轻的有权势的贵族。当时的风气就是这样，文艺并不独立，必须有达官贵人保护，作家才能生存下去而不受侵害。这两首诗在莎士比亚在世时多次印行，说明他并不是一个不重视文名的人，如果有条件，也是愿意看到自己的作品好好地印出来，大大地受欢迎的。
鼠疫流行结束后，各剧院重新开张，但有一些却早已破产。两个主要的剧团保存下来，一个是海军大臣剧团，另一个是德比伯爵剧团。1597年春天，德比伯爵去世，宫廷大臣亨斯顿勋爵成了的庇护人，剧团因此而改名为宫内大臣剧团。莎士比亚就是该剧团的剧作家。后来逐渐成为该团的股东，持有相当多的股份。1594年圣诞节期间，这个剧团两次进宫演出。至今还保存着那时剧团中受女王奖赏者的名单，上列三人姓名，一个是著名喜剧演员威廉·肯普，一个是著名悲剧演员理查·伯贝奇，他们都是这个剧团的台柱子，另一个就是莎士比亚，可以看出他在剧团中的地位和当时在社会上的声望。
在这个时期，莎士比亚创造力旺盛，每年都有剧作问世，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更趋成熟。他一共写出十三部戏，喜剧六部，悲剧二部，历史剧五部。当时社会矛盾还没有那么明显尖锐，他的剧作也总是一派欢乐和详和，显得
生机勃勃。历史剧杰作《亨利四世》上下篇和《亨利五世》，虽然写的是历
史上的战争和暴乱，但其主调是乐观向上，充满信心的。即便是悲剧《罗蜜
欧与朱丽叶》，也流溢着浪漫的情绪，宣扬人文主义的美好理想：享受自由
的爱情，过上幸福的生活。《仲夏夜之梦》等剧作中更是弥漫着迷人的温馨。
1596年8月，莎士比亚的儿子哈尼特夭逝，他很悲伤，在当时正写的《约翰王》中，借人物之口说出大段悲哀的话，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丧子之痛。
这时，莎士比亚的事业获得相当大的成功，收入颇为丰厚。1596年他得到王室颁发的绅士家徽，这是根据一个人的财产确定的一种荣誉，是他父亲生前梦寐以求而未曾得到的。第二年5月，他买下在斯特拉福镇数第二大的房屋，修缮一新，取名“新地”。他还置了一些田产，每年可以从中收取一笔相当可观的租税。女王对他也恩宠有加。1597年，他写成历史剧《亨利四世》上下篇，塑造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喜剧人物形象约翰·福斯塔夫，伊丽莎白女王观看了演出，非常高兴，降旨要莎士比亚再写一部喜剧，内中要有福斯塔夫爵士向女人求爱的情节。莎士比亚很快就完成了《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到温莎宫献艺。
在此期间，莎士比亚还写了很多十四行诗。十四行诗是流行于意大利的一种抒情诗的形式。莎士比亚一共写了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先以手抄的形式流传，后于1609年编成集子，公开发行。全部诗作总起来看有一定的连续性，大致上讲了这样一个主题：一个贵族青年从诗人（不一定完全是莎士比亚本人）手中夺走了他心爱的人，那是一个肤色黝黑的妇人，贵族青年后与诗人断绝交往而和另一位诗人结交。从诗的内容上判断，前一百二十六首是写给那位贵族的，其余除了最后两首是改编希腊诗内容以外，都是写给妇人即“黑美人”的。莎士比亚在诗中表露了他那丰富的内心生活，他的欢乐与苦恼，他对爱情、友谊、艺术与社会的看法。
其中也有一些诗，因爱情的创痛和友谊的损坏，作者联想到社会的不平等和罪恶，义愤所至，大加挞伐。
1599年，莎士比亚和宫内大臣剧团的同伴们，利用大剧院拆掉剩下的材料，在泰晤士河南岸玫瑰剧院附近修建一座新剧院，取名“环球剧院”。约十年后，剧团又买下一座名叫“黑袍僧”的小剧院，是有屋顶可供冬季演出用的场地。这样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就有两个根据地，可以一年四季演出了。1603年，因为政局发生变化，女王驾崩，詹姆斯一世即位，宫内大臣剧团更名为国王剧团。但从新名称来看，莎士比亚的剧团同王室的关系仍很密切。
1603年，伦敦又发生瘟疫，剧院关闭。莎士比亚从环球剧院附近搬到市中心区，住在蒙克维尔和西尔维两街交叉口附近，房东是一位专为贵妇们制作高级发饰的人，叫克里斯多夫·蒙特乔依。他们之间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这位法国人有一个女儿待字闺中，店里有一位法国学徒叫斯蒂芬·贝洛特，人品不错。店主很想把女儿嫁给他。贝洛特起初不愿意，店主就请房客莎士比亚从中说合，提出如果贝洛特同意这门婚事，蒙特乔依可以给女儿六十英镑的赔嫁，等他死后再留二百磅遗产给贝洛特，这样贝洛特同意娶店主的女儿。但两人结婚后，蒙特乔依并没有信守诺言。八年以后即1612年前后，贝洛特在法院起诉岳父。法庭调查，需要莎士比亚出庭作证。这时已退隐回斯特拉福的莎士比亚又赶往伦敦，提供了证明。他承认曾帮助双方促成婚事，也记得蒙特乔依确曾有过诺言，但究竟是多少钱及什么时候支付他记不清了。他还在证词上签了名。虽然这件事的结局文件上没有记载，但这材料极
为珍贵，不仅因为这签名是迄今为止世界文物市场价格最高的签名，而且因为这说明莎士比亚有乐于助人的美德。
1607年，莎士比亚的大女儿苏珊娜同本镇一位有名的医生约翰·霍尔结婚。第二年，他当了外公，外孙女取名伊丽莎白。
他的创作的最后阶段从1608年开始，以后他只写了几出传奇剧，其特点是情节离奇曲折。在《冬天的故事》和《辛白林》等剧作中，主人公都历尽艰辛，终于侥幸地平安生存下来，很显然，莎士比亚已没有悲剧时期那一腔激情，把矛盾写得纠结一团，不可解脱，而是寻求妥协的保守的办法，以大团圆的结局来弥补裂缝。
1610年伦敦又发生瘟疫，这一年莎士比亚四十六岁，他决定退出戏剧界，回故乡居住。不过在以后的几年中，他仍关心着戏剧舞台，也写过一个剧本，1613年与国王剧团同事弗莱彻合写了历史剧《亨利八世》，于同年6月在环球剧场演出，莎士比亚还亲临指导。但不幸演出中剧院失火，只得停止。晚年的莎士比亚过着安逸的生活，种花栽木，含饴弄孙，到郊外散步，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他的心境就象一场大风暴过后晴朗的天空。
1616年2月，他的二女儿朱迪丝同好友理查·魁奈的儿子结婚。这时莎士比亚的健康状况很不好。年初他就请来当地的柯林斯律师为他草拟一份遗嘱。不久就得了病。据说是因为和几个老友聚饮，多喝了几杯，得了热病。三月间，他找来柯林斯，将遗嘱作些修改，对财产的分配作了详细的规定，并在上面签了字。遗嘱规定，大部分财产归大女儿苏珊娜，包括“新地”住宅，亨利街住宅，土地和一些现金等。二女儿得到三百镑现金和一个镀金的大银杯。妹妹琼得二十镑和全部衣物以及在亨利街住宅永久居住的权利。当年伦敦剧团的老朋友约翰·赫明齐，理查·伯贝奇和亨利·康德尔等，他赠给每人二十六先令人便士买一个戒指作为纪念。镇上的亲朋好友都有安排，甚至还给镇上的贫民留了十英镑。至于他的妻子，遗嘱上只有一句：“把我次好的那张床给我的妻子。”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怎么好。但也有人指出，按当时英国的法律，妻子可自然地得到丈夫遗产的三分之一，是不必写在遗嘱上的。另外，按当时的习俗，家中最好的床是用来招待客人的，那么次好的床就说得过去了。
1616年4月23日，也就是他生日这一天，莎士比亚逝世。两天后，他被安葬在斯特拉福镇圣三一教堂。他的墓上刻着四行诗：
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请住手，
勿挖掘这块石碑底下的尸骨。
谁在这里动土他将要受诅咒，
谁尊重我的遗体就会受祝福。
这几句话似是专为后世那些总想掘墓的考据家们写的。1627年莎士比亚遗孀去世，生前她提出希望与丈夫合葬一个墓穴。但法律不允许挖墓穴，再加上这个墓石上的警告，她也就只好葬在丈夫墓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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