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满面愁云

亨利希·伯尔（1917—），德国著名作家。1972年由于他对复兴德国文学的贡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成名作是中篇小说《列车正点到达》，《与一位女士的合影》

是“臻于顶峰”之作。

当我站在码头边看海鸥的时候，我那张愁眉不展的脸引起了一位在这个地段巡逻的警察的注意。我那会儿正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一群翱翔的海鸥，它们时而向高空疾飞，时而俯冲到水面，到处觅食，但徒劳无获。港口已经荒废，海水带着绿色，油垢结成一层厚厚的硬皮，各色各样的垃圾浮在上面；看不见一只船的影子，起重机锈烂了，仓库剩下残垣断壁，连老鼠也不愿在这海岸的焦土瓦砾中栖身，万籁俱寂。这里和外界已有多年完全断绝联系。

我曾盯住一只海鸥，观察它的飞行。它像只预报阴雨的燕子，总是怯生生地在海面的近处低飞，只有偶尔追随同伴们的飞行路线时，才敢于大胆地尖叫着向长空冲去。如果现在允许我提出一个愿望，那最使我高兴的莫过于拿一块面包来喂喂这些海鸥了，把它掰成小块扔出去，让那盲目飞行的海鸟发现一个白点，给它们一个向往的目标；那些呼号着四处乱飞的海鸟，一定会因此而精神抖擞地朝着一个方向集中，宛如在空中撒开一把纵横交错的线索，拉住它们，霎时把它们收拢在一起。但是，我自己也像它们一样饿了，累了，然而尽管发愁，心情还是舒坦的，因为能站在这儿，两只手插在口袋里看着海鸥，在愁思中陶醉，也够惬意了。

突然，一只官员的手放在了我的肩上，接着传来的声音是：“跟我走！”那只手想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拉过去。我站着没有动，甩掉他，镇定地说；“您疯了。”

“同志，”那个人对我说（我还一直没有扭头看他），“我警告您。”

“我的先生。”我顶了他一句。

“这里没有什么先生，”他怒气冲冲地嚷道，“我们大家都是同志。”他走近我的身旁，斜眼看着我。我不能再向辽阔的海空展望，被迫把目光收回来，落在他那双唯命是从的眼睛上。他真像一头水牛，长年累月除了完成人家让他完成的任务之外，别的什么也不懂。

“请问是什么原因？”我想从头和他商量。

“凭您这张哭丧着的脸，”他说道，“理由就够充足了。”

我笑了。

“您不要笑！”他的愤慨是一本正经的。起先我还想，他大概是抓不到没有登记的妓女、酗酒的水手、小偷或者逃犯，无聊得慌，现在我才看出来，他是真想逮捕我。

“究竟为什么呢？”我很安详地问。

冷不防，我的左手腕上已经套上了一个小手铐，这时我才明了，我又没希望了。我最后一次地把目光转向那些翱翔的海鸥，向那美丽的灰色的天空看了一眼，我多么想猛一转身跳进海里，我觉着在这污水里淹死，也比让那些家伙们弄到一个后院里勒死，或者又关起来舒服些。但警察一下子就把我拉到了他的跟前，逃走已不再可能。
“究竟为什么呢？”我再次问道。

“法律规定，您必须高兴。”

“我高兴呀！”我大声说道。

“瞧您那愁眉苦脸”他摇了摇头。

“但是这条法令是新规定的。”我说。

“已经三十六小时了，您不会不知道，任何法令在颁布二十四小时后就

要生效。”

“可我的确不知道。”

“无知无助于您不受惩罚。这是前天通过所有的高音喇叭和报纸宣布

的，对于那些人，”说到这里他用怀疑的目光瞅了我一眼，“对于那些不幸既听不到广播也看不到报纸的人，通过传单也做了传达，帝国的所有街道上都撒了传单。那么，不难看出来，您前三十六小时是在那里呆着来，同志。”他把我带走了。现在我才感到冷得要命，没有大衣，现在我才觉着饥肠辘辘，虚火上升，现在我才意识到：我除了愁眉苦脸之外，还蓬头垢面，不

修边幅，衣衫褴褛，而法令规定，每个同志务必刮胡子，讲卫生，吃饱饭，容光焕发，精神愉快。他把我推在前面走着，活像一个吓鸦雀的稻草人在偷东西的时候被抓住了，不得不离开田边做美梦的地方。大街上到处都空荡荡的，去警察分局的路并不远，尽管我早就知道，他们很快又会找到一个什么理由把我重新抓起来，但现在的心情还是异常沉重。因为他带我走过的地方，是我年青的时候呆过的地方。我本来打算在观光完海港之后到这里来旧地重游的。以前这里是许多灌木丛生的花园，未加修饰，但显出一种自然的美，还有那些绿树成荫的道路——这一切现在都变了，花草树木铲除一光，修整之后成了一块干干净净的四方形，专为爱国团体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六在这里集会游行用。只有天空依然如故，空气的味道尚能引起我对那些心灵充满着幻想的岁月的回忆。

在我们走过的地方我看到，有些妓院里面已经挂起了国家的招牌，这是冲着那些星期三轮到在这里和身体干净的姑娘寻欢作乐的人搞起来的。还有一些酒馆也被授以全权，吊起一个用洋铁皮做的啤酒杯为广告，上面涂着标志帝国的颜色：一横道浅褐色，一横道深褐色，再一横道浅褐色。那些准备享受星期三的啤酒，名字也已经登记在星期三饮酒者的国家名单中的人，心里一定早就乐滋滋的了。

所有碰见我们的人，都带着一种显而易见的热烈情绪，身上笼罩着一种淡淡的忙碌气氛，他们由于看见了警察，就越发要表现得像那么个样子；所有的人都走得很快，做出一副绝对奉公守法的面孔，而那些从商店里出来的妇女，也竭力使自己的脸上充满着喜悦，这种表情是人们期待她们做出的，因为需要表现出喜悦，需要对家庭妇女这个职责表现出愉快的情绪，须知她们晚上要用美餐来使国家的工人恢复疲劳，焕发精神的。

但所有的人都非常巧妙地躲开我们，没有一个人正好和我们打照面。只要大街上有人的踪迹，在离我们二十步远的地方就消失了。每个人都赶快找一家商店走进去，或者躲入一个拐角；有的可能干脆钻进一家不认识的人的住宅，在大门里诚惶诚恐地等着，直到渐渐听不到我们的脚步声为止。

只有一次：我们正好走在一个大街的十字路口，一位年纪较大的人碰上了我们，从他身上的某些特征，我一下就看出他是个学校的老师；他已来不及回避，便首先按规矩向警察致意（做为绝对谦恭的表示，他用手掌向自己
的脑门拍了三下），然后尽力做他必须做的事情：向我脸上吐了三口，并按规定的罪名骂了我一声“狗叛徒”。他吐的挺准，只是天气太热，他的喉咙可能太干了，吐在我脸上的唾沫，是些可怜巴巴的、几乎没有什么内容的东西——我（违反规定）不由得想用袖子把它擦掉；为此警察向我屁股上踢了一脚，朝我脊梁杆子中间击了一拳，然后慢条斯里地补充说：“这是第一级。”意思是说，这是警察收拾人的第一种，也是最轻的一种形式。

这位老师赶紧从那里走开。所有剩下的人都成功地躲开了我们；还只有一个例外，是个女人，她正按规定站在妓院门前放风，然后开始夜晚的寻欢作乐。这是一个脸色苍白、浮肿的金发女郎，她悄悄地向我送了一个飞吻，我以微笑相报，聊表谢意，而这一次那位警察却尽量装做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样子。要是换任何一个别的同志，不消说少不了美美的挨整，但对于这些女人们，他们允许给一定的自由，因为她们非常有助于振奋人们的工作情绪，因此可以不受法律的管束。这种让步所带来的后果，那位有三个博士头衔的国家哲学家柏莱格特，做为自由化的苗头，在必读的国家哲学杂志上严加谴责。这篇文章我是在昨天去首都的路上看到过的。我在一家农民的院子里上茅房的时候，捡到了那本杂志上掉下来的几页，文章的旁边由一位大学生——可能就是那家农民的儿子吧，写了一段非常诙谐有趣的批语。

幸好，我们刚到警察分局的所在地，响起了汽笛，这意味着成千上万面带微笑的人们马上要涌向街头。（根据命令，下班时不宜表现得过分兴奋，否则有把劳动看成是负担的嫌疑；反之，上班时则可以喜形于色，尽情欢呼歌唱。）而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人如果碰上了我的话，肯定都要吐我的。但现在响汽笛，表示离下班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因为每个人都要响应国家最高领导人关于“幸福与肥皂”的号召：下班前认真搞个人卫生十分钟。

警察分局像一个单调的洋灰墩子。大门由两个卫兵站岗，进门时，首先由他们对我进行例行的体罚：用刺刀把子使劲儿敲我的太阳穴，用手枪的枪管把我的锁骨打得格格作响。根据1号国家法的总则部分，任何一个警察都可以在任何一个被抓来的人（他们指被捕的人）的面前显示自己的威力，抓人的人除外，因为他在审讯的过程中，将有充分机会享受对犯人进行必要的体罚的乐趣。1号国家法的正文部分里有如下规定：任何一个警察都可以和必须处罚任何一个犯法的人，因此对所有的同志来说，只有不受处罚的可能，没有不受处罚的自由。

我们走过一个长长的、光秃秃的走廊，两旁有许多大窗户；然后一个门自动地开了，因为在此期间，门卫已把我们的到达用电话报告了上级，而颁布新法令后的这两天，因为一切都喜气洋洋，俯首贴耳，有条不紊，因为每个人都力求把肥皂按每天规定的重量洗完用光，在这种情况下，进来一个被抓的人（被捕的人），很是一件惹人注目的事情。

我们走进一个几乎完全空着的大房子，里面只有一张放着电话的写字台和两把圈椅，我必须站在房子的中间，那个警察摘掉他的钢盔，坐下来。

一开始毫无动静，他们总是这么一套，这种情况最糟糕；我觉着我的两颊越来越塌陷下去，我累了，饿了，那种愁思的陶醉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希望了。

几秒钟之后，一声不响地走进一个面色苍白而个子很高的人，穿一身预审官的褐色制服；他坐下，不动声色，瞅了我一眼。

“职业？”
“普通同志。”

“出生时间？”

“元年一月一日。”我说道。

“最近的职业？”

“囚犯。”

两人面面相觑。

“何时何地释放？”

“昨天，12号牢房，13号囚室。”

“释放后到哪里去了？”

“首都。”

“证件！”

我从衣袋里掏出释放证，放在桌子上，他把它贴在记录我口供的绿色公文纸上。

“原来的罪行？”

“面带笑容。”

两个人又面面相觑。

“解释一下！”预审官说道。

“那时候，”我说，“有一大上面下命令举国致哀，那是领导逝世的日

子，一位警察发现我面带笑容。”

“刑期？”

“五年。”

“表现？”

“不好。”

“原因？”

“参加义务劳动太少。”

“好了。”

然后预审官站起来，一顿拳打脚踢，正好打掉了我中间的三个大牙，这表示对再犯要打上一个记号。这样变本加厉地收拾我，是我原来没有估计到的。此后预审官走出房子，一个穿深褐色制服的剽悍的年青人进来：这是审判官。

他们所有的人都揍我：审判官、高级审判官、主审官、法官、大法官。此外，那个警察在收拾我的时候，也根据法律的要求，对我无所不用其极；正像以前他们因为我面带笑容判处了我五年徒刑一样，现在又因为我面带愁容判处了我十年徒刑。

如果我想在今后十年里得以在“幸福与肥皂”中苟活的话，我一定要设法使我的脸上不带任何表情。

（梁家珍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