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还是在刚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一个民警把他，瓦西卡·柯尔涅耶夫，带到了工学团。瓦西卡神气十足地跟随着民警，他两手插在口袋里，满不在乎地环顾着路边的杂草。后来，他站在我的桌子前面时也还是摆出一副傲慢相，两手仍然插在口袋里。那时我还没有经验，对瓦西卡的这种敌视态度心里有些胆怯。我开始了正式提问：
“你多大？”
瓦西卡望着一边，声音嘶哑地回答：
“一十六”
他的态度毕竟使我难堪，于是我问：
“干嘛这么神气，柯尔涅耶夫？你有什么可傲慢的？”
瓦西卡耸了耸肩，可他的一只浅蓝色的眼睛却朝我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然后又把头扭向一边：
“我没什么可神气的”
“你知道你来的是什么地方吗？”
“我来！不是我来，是把我带来的。好吧，就算是吧！”
“你想去哪儿？”
“想我跟随红军在一起有三年了”
“撒谎！”
他突然正视着我，从口袋里抽出了一只手，说：
“我没撒谎！你才瞎说！好吧，不是三年，可反正我在彼列科普①
呆过，我们还和资本家干过”
“这么说你是个劳动者喽？”
“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劳动者？何苦呢？伤神透了当然”
“你钻进商店也是因为伤神？”
瓦西卡没有吭声。他满不在乎地又把手一挥，然后插进口袋里。我竭力使自己以“教养者的姿态”来说话：
“留在我们工学团里吧。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劳动者你会受到教育的。”
“听说了，”瓦西卡打断我的话。他用一个惯偷的腔调嘶哑地说：“听说了。所有的人都劝说：劳动吧，劳动吧，可为什么谁也不去劝劝那些资本家？”
他转过脸去，紧绷着脸。总而言之，要“哄住”他可不容易，我也“绷起脸”来，说：“又是一个哲学家？关你几次禁闭你就会明白的。谁也不准你再去商店”
他突然软了下来，脸色阴郁地沉思起来。“当然，关禁闭是够苦的，放了我同样也不会甜，只会带来祸害，校长
同志，我不可能脱胎换骨，你懂吗？我就是这么倒运！”
①波列科普横断地峡，位于克里米亚，1920年红军曾在此地同弗兰格尔的自卫军激战。
瓦西卡苦楚地皱起眉头，用肮脏的拳头敲打着掩在破烂不堪的、褪了色的玫瑰色上衣里面的胸脯。我无动于衷地看着他——对类似这样的浪漫的戏剧性表演我已经习惯了。不管怎样我还是重申我的建议：
“留在工学团里吧，柯尔涅耶夫。”“留下！干嘛要留在这里？您想让我成为一个什么人，校长同志？您要
让我成为一个鞋匠，或者，比方说，一个铁匠这同样是苦差事，校长同志！”
说实话，这个柯尔涅耶夫说话真是一针见血。工学团里确实没有什么叫人满意的东西，这种状况连我自己也早就十分苦恼了。此外，他说得很对：我能提供给他们的只有制靴场和打铁坊。然而，对街上来的第一个哲学家让步却太不成体统。我说：
“苏维埃政权是不准资本家们为所欲为的。我想让你成为什么人吗？要你受受教育。”
“受什么教育，校长同志？受什么样的教育，学写公文吗？”
我的回答并不那么果断，作为一个教养者，我的话语显得轻率，不现实。“你将成为一个大夫！”
瓦西卡轻信地哈哈大笑起来，他的两只手来回摆动着，十分开心地说：
“大夫！嘿，您真说得出来，校长同志！您还可以说：你将成为一个学
者！您以为，这是傻瓜，这一下可听进去了，再也不会偷东西了。”
他高傲地嘲笑着我的纯朴、善意，脸上显出一副快活而又得意的神情，离开了我的房间。
他在工学团里呆的时间不长，仅仅只有两个来月的时间。他不好好劳动，干活偷懒。铁铲或者斧头一到他的手里就成了孤儿，被任意摔打，得不到爱惜。一干体力活，他的脸上就显出一种烦躁、苦闷、厌恶的表情。他对工学团的教员们满不在乎，冷冷淡淡，对我却除了满不在乎外，还要说上几句俏皮话，寻寻开心：
“您好，校长同志，您瞧：我就要成为一个大夫了！啊，您可”后来，有一天早上，他失踪了。同他一起失踪的还有打铁坊里的几乎所
有的工具：锤子、墁刀、丝锥、扳手。我们为我们本来就穷得可怜的打铁坊感到十分惋惜，以至无暇顾及那个失踪的人——瓦西卡·柯尔涅耶夫。年长的教导员走到我跟前，他满头白发，面孔消瘦，他一边拔着熏黑了的胡子，一边对我说：
“请您开除他吧。要叫这个下流东西知道，这些墁刀来的是多么地不容易”
这件事发生在七月里。可在八月里瓦西卡·柯尔涅耶夫又被带来了。当民警走了以后，瓦西卡站在桌子前，又做出一副受委屈的满不在乎的样子。可是他错了：现在的我打心底里已经没有一点儿“教养者的姿态”了，也不怕瓦西卡的这种愁眉苦脸了：
“四面八方，你可以随便去哪儿。请吧！”我敞开了通向院子的办公室门。
他的一双浅蓝色的眼睛闪现出惶恐不安的神色，惊慌地看了我一眼。
“走吧，”我重复说，“走吧！”
他把一只手拢成勺状，求援似地伸向前方，说：
“校长同志！我能去哪儿呢？”
“随你的便！”
像以前一样，他的脸上显出了小偷的那种可悲的神情。他把手捏成拳头移到胸前说：
“这怎么可能呢一个被抓住的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就是说，完蛋了，是吗？没有出路了。”
我对他没表示出半点怜悯之心。
“完蛋就完蛋吧！你算是个什么人？当初还自夸什么受资本家的欺侮！可后来转身就偷自己人的东西！你算是个什么人？别做出一副可怜相，去你的吧！你自由了！请吧！”
他走出办公室，站在高高的台阶上，可是没有沿着阶梯往下走，而是靠在栏杆上沉思起来。我关上了门。半个小时以后，门被轻轻地推开了，瓦西卡不声不响地走了进来。他轻轻地把门掩上，然后站在门边。过了十来分钟我才开口问他：
“你还有什么事？”
他果断地跨到桌子跟前，说：
“校长同志，您还记得吗？您曾说过，‘你将成为一个大夫’？您还记
得吗？”
“不记得。”
“校长同志，如果我是不可救药的坏蛋，我一定不得好死随您怎样
好了！我知道，您当然是厌恶我这样的偷打铁坊东西的人！可只是我可以吃泥巴发誓①，我会成为一个大夫！您会看到的！”
我仔细地听他说着。他的话音里丝毫没有那种小偷特有的腔调，没有丝毫的俏皮味。看着我的是一双充满激情的、渴望的——人的眼睛。
“回寝室去吧，”我说。他于是急匆匆地、一本正经地朝门口跑去。
***
从那以后许多年过去了。瓦西卡·柯尔涅耶夫早就从医学院毕业了，并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那时，工学团的学生们离开了工学团，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第二步和第三步以后——有的在大学里，有的在红军部队里，有的在工厂里，——总是不会忘记我，不会忘记工学团的，他们常常写信来或是来工学团看望我们。然而柯尔涅耶夫却在我们辽阔的苏联大地上消失了，就连他的消息也很难听到。隔那么两三年才偶尔听到一些人谈到他，他们含含糊糊地说出，曾在哪些城市，哪次列车或轮船上遇到过瓦西卡，——就这些。
我有理由生他的气，可同时我也记得，在工学团里瓦西卡并不是那种待人温柔细致的人。他用巨大、顽强的努力来履行自己要成为一个医生的诺言。他识字不多，文化程度远远低于自己的同龄人，每一本课本上的每一个段落他都接受得很慢，都经过勤思苦学、反复温习才被他掌握。学习常使他汗流满面，疲惫不堪。街头、放荡的生活、任性、对人的不信任、旧习的复犯、忧郁的孤独总把瓦西卡往回拉。我发现，瓦西卡在用一种无所畏惧的沉默的顽强精神抵制和克服着它们。此外，他从不“抱怨”，从不请求宽恕，从不诉苦。可是很显然，他在默默地恨我，为他自己由于曾向我发过誓而造成的艰难处境而恨我。可能，就因为这些他才从不跟我开诚相见，从不愿和我友
①当地儿童发誓时的一种表示。
好谈心。仿佛要划清纪律和友谊之间的界线似地，他对同学们也很拘谨。只有一次他明显地表露出了灰心丧气的神情。那是他已经在医学院一年级学习的时候。他沮丧而又难堪地走到我跟前，避开我的眼光说：
“我学不下去了，实在没有能力。反正我坚持不了。只有弃学，没别的办法。”
我默默地看着他，他酸楚地笑了笑，稍带幽默地说。“这这种学习真是苦差事，真像软刀子割人，那么困难。这简
直是件苦事。”
沉默许久，不知说什么好。然后我简单地回答他：
“不，你能够毕业的。”
他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我，我也不大相信我是否做了什么坏事。
从医学院毕业后，他就无影无踪了。学院的教授们谈起他来总是赞不绝口，如一个很有天赋的大夫呀，将是一个出色的外科医生呀，一个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人呀。我也安了心。至于他忘掉我和其他人——这是常有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待人处事的态度。
我自己也开始忘记他了，突然，经过了多年的疏远以后，我收到了他的一封信：
“我一直没有给您写信。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可现在我的心在请求我给您写这封信。这是因为，我现在是一个胜利者了。我现在取得了真正的胜利。我是个医生，这没什么，在我们这儿，很难区别谁做得多些，谁做得少些。我作为一个外科
医生参加了哈桑湖保卫战①，可反正都一样——我参加了这次大规模的战斗，我现在感到高兴——我是一个胜利者。当他们，这些日本鬼子，朝我们爬过来时，我，您知道吗，不知怎么地我就这么回头一看，我看见他们这是在向我们整整二十年的道路进攻，在向我的艰难的解放道路进攻。我向你承认，只向你一个人来承认：我觉得——要是他们杀掉了我们，那他们就剥夺了我做人的尊严。他们忘乎所以地朝我们攻来，他们有着装备良好的炮兵。可是瞧我们是怎么对付他们的！我们把他们揍得溃不成军，尸横遍地！真是太好了！我们不光有热情，我们还能打善战。总之，——和我们的红军在战场上遭遇，绝尝不到什么甜头！
“我太高兴了，亲爱的，我应该把这些都告诉您。当然，我对您感激不尽，感激您最先给了我进步的力量。现在我是一个胜利者，我很快活，我渴望生活，很好地生活。别人说，您知道别人说些什么吗？别人说我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紧紧地握您的手，祝您胜利。
您的瓦西里②”
①哈桑湖：苏联沿海边区的湖泊，靠波谢特湾与朝鲜接壤，1938年7月底8月初，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在
哈桑湖地区以武力夺取哈桑湖一带。
②瓦西里是瓦西卡的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