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维奇·巴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苏联作家。出版过短篇小说集《相逢的船只》、作家札记《金蔷薇》和长篇小说《幻想家》等。
我来到奥涅日湖畔的沃兹涅谢尼耶镇，那里正是北方的夏天。
轮船靠岸已经是半夜时分。银白色的月亮低悬在湖面上。月亮在这北方是不需要的，因为白夜早已经开始，夜空泛着白光，朦朦胧胧。
北方的夏天总是给人们一种惶恐的感觉。北方的夏天也很脆弱，它那本来不充裕的热量会突然完全消失。因此，在北方你不久就会珍惜这造就了湖光水色的羞赧的太阳。北方的太阳不灿烂绚丽，它好像透过一层厚厚的玻璃把光芒洒向人间。似乎冬天也还没有完全离去，只是藏到森林里面，藏到深深的湖底，仍然从那儿散发着冰雪的气息。
花园里的桦树花已经开过了。几个打着赤脚的浅黄头发的男孩子坐在木头搭的码头上钓胡瓜鱼。除了几个黑色的大浮子，四周一片白茫茫。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浮子，低声地互相要纸烟抽。
跟孩子们一起钓鱼的还有一个蓬卷头发，满脸雀斑的民警。“哎，码头上不准抽烟！不要胡闹！”民警偶而喊了几声，顿时几颗纸
烟的星火落入白色的水面，发出咝咝的声音，随即熄灭了。
我向镇里走去，想找个过夜的地方。一个留着平头表情淡漠的胖子走在我后面。
他是到科夫若河去办林业方面的事的。手里提着一个装着各种报表资料的，褪了颜色的皮包。讲起话来像是一个没有才干的经济工作者，拙口笨腮，说些什么“确定运旅费限额”，“拍照像”，“举办便餐”，“打破木材流放定额”等半通不通的话。
有这么一个人存在，真叫人扫兴透了，天空也因而显得暗淡无光。
我们走在木板铺的人行道上。山楂树在阵阵寒意的夜花园里绽放。敞开的窗子里亮着一盏盏昏暗的灯光。
一栋圆木盖的房子前面，小院墙门的旁边，一张长凳子上安静地坐着一个浅色眼睛的小姑娘，手里玩着一个布娃娃。我问她可不可以在他们家里住一晚，小姑娘默默地点了点头，引着我沿着吱吱作响的陡楼梯，走进一间干净的屋子。留平头的人走在我后面。
屋子里，一个老太婆坐在桌子旁边，戴一副铁框眼镜，在编织东西，还有一个削瘦的、满身尘土的老人，背依着墙，合着眼睛坐着。
“奶奶，这个外地来的人要在这儿住一晚。”小姑娘一边说一边用布娃娃指着我。
老太婆站起来，向我鞠了一躬。
“欢迎您，”她轻快地说道，“就在我们这儿住下吧，贵客呀！不过，
我们这儿地方太窄，只好在地板上开铺，请不要见怪。”
“看样子，女公民，你们的生活倒是不怎么宽绰啊！”留平头的人挑剔地说道。
这时老人睁开了一对像瞎子一样白色的眼睛，慢慢地回答道：
“像你这样的人呀，再睡得好，再有见识，也出息不了。委屈点儿吧！
慢慢儿就习惯啦！”
留平头的人说：“我说，公民，你说话注意点儿，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大概你还从来没有在警察局蹲过吧！”
老人没做声。
“噢，天啊！”老太婆急忙央求说，“你别跟这个流浪人生气。这个老头儿没有家，到处流浪。你干吗责怪他呀？”
留平头的人一下子活跃起来。一时眼睛射出逼视和阴沉的目光。他把皮包往桌子上猛地一拍。
“毫无疑问，你这个老头是个异已分子！”他煞有介事地说。“要考虑考虑你们把什么人留在家里了。他不是逃犯就是偷偷摸摸搞迷
信活动的。现在我们就搞清楚他是什么人。你叫什么名字？老家在什么地方？”
老人轻蔑地笑了一下。小女孩手里的布娃娃掉在地板上，嘴唇吓得颤抖起来。
“到处都是我的家，”老人不慌不忙地说，“对于我来说没有异乡异土。我的名字叫亚历山大。”
“从事什么职业？”
“我是播种的人又是收获的人，”老人还是不慌不忙地说，“孩童的时候春种秋收，那是种粮食。现在播种自己温厚的语言，收集别人典雅的言词。只不过我不识字，全靠耳朵听，脑子记。”
留平头的人痴呆呆地不做声了，停了一下又问道：
“有证件吗？”
“有倒是有，只不过不是给你看的，亲爱的。我的证件是很贵重的。”
“好吧！”留平头的人说，“我们找一个看这些证件的人来。”他走出门去，随手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他还没有长成人啊，缺乏教养，”老人停顿了一下说，“这种人只能
把生活搅得乱糟糟的。”
老太婆摆上茶炊。她挺难过，家里一块糖都没有，忘记买了。茶炊轻轻地响着，似乎对她唱着怨叹的歌曲。小女孩铺上洁净的粗布桌布，桌布发散出黑麦面包的气味。
敞开的窗子外面一颗星星闪烁着。多么大的一颗迷蒙的星星！它孤独地挂在鱼肚色的天际，显得奇特和古怪。
夜里饮茶并没有让我感到奇怪。我老早就知道，北方的夏天人们夜里睡得很短。就是现在，窗户外面邻家小院墙的门边上，还有两个姑娘依偎着，望着暗淡的湖水。姑娘的脸庞露出忧郁的神情，可是十分美丽，由于激动显得有点苍白。在白夜里姑娘的面孔通常都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从列宁格勒来的共青团员，”老太婆说，“船长的女儿，他们每年都到这儿来过夏天。”
老人闭上眼睛一声不响地坐着，似乎在留心倾听什么。而后他睁开眼睛叹了一口气。
“他把人给领来了！”他忧伤地说，“老婆婆，请原谅我这个糊涂人，给你添麻烦了。”
楼梯吱吱地响。有人脚步很重地走上楼来。留平头的人连门也没敲一声
径直走进屋子。他背后跟着一个蓬卷头发的民警，一脸狐疑的神色——这就是那个在码头上钓鱼的民警。留平头的人往老头儿那边点了点头。
“嗯，老头儿，”民警严厉地说。“你是做什么的？把证件拿出来！”“我的身世很简单，”老人回答说，“不过说来话长，你坐下来听吧！”“你可得快点！”民警说，“我没有功夫在这儿坐着。要把你带到民警
局去。”
“亲爱的，我随便什么时候都来得及到民警局去。民警局里谈话只有三言两语，跟谁去好好谈谈心里的话呀。我已经七十多岁的人了。说不定今天还是明天死在别人家里。看来，你得容我慢慢说。”
“嗯，好吧！”民警答应了。“可别乱说。”“干吗乱说呢！我的一身清清楚楚，谁也弄不乱。我们费多西耶夫一家
世世代代赶马车和唱歌。我的祖父普罗霍尔就是远近驰名的歌手，从普斯科夫到诺夫戈罗德的大道上洒满了他的歌声和愁怨。有一副好嗓子可不容易。要精心爱护。我祖父爱护嗓子，可是没有爱护好——嘶哑了。可能你知道，也许不知道，在我们普斯科夫省出了一个名人叫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诗人普希金。”
民警微微一笑：
“怎么会不知道呢！”
“就是因为他，我祖父把自己的嗓子唱坏了。他们有一次在集市上碰见了，是在斯维雅托戈尔修道院。我祖父唱，普希金听，而后他们到酒馆里去一直坐到深夜。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只见我祖父回到家里那个高兴劲儿，好像喝醉了酒，可是他几乎一滴酒也没有喝。后来他跟祖母说：‘是他说的话和他的笑声把我灌醉了，娜斯秋什卡，他的话是那么美，比我唱的哪一首歌都好啊！’我祖父有一首歌，普希金非常赞赏。”
老人停了一会儿，突然响起了高亢忧郁的歌声：
啊，在茫茫的大雪原上
白色的雪花掩盖了我们的泪水
姑娘们走进窗口，依偎着，倾听着老人的歌声。民警小心地在长椅子上坐下。
“是啊！”老人叹了一口气。“好多年过去了。我祖父活到一百岁，他叮嘱儿孙们把这首歌唱下去。可是现在我想跟你们说的倒不是这件事。有一年冬天，深夜里有人敲着小窗户把祖父喊醒，吩咐说有紧急公事，要他套好雪橇。我祖父走出房门一看，到处都是宪兵跑来跑去，身上的佩剑丁当作响。他想，又是在押送苦役犯吧。可是没见到有什么犯人，只有一个黑色的棺材放在一辆雪橇上，四周用绳子缚捆着。他想，拉的是谁呢？临送去下葬还给这个受难的人加上镣铐？这是谁呢？他死了以后沙皇还怕他呢！我祖父走到棺木跟前，拿袖子抹掉棺盖上的积雪，向宪兵问道：‘拉的是谁？’‘普希金，’宪兵说，‘一个舞文弄墨的人，在彼得堡给人打死了。’祖父往后退了一步，脱下帽子，向棺木深深一躬。‘你怎么，跟他认识吗？’宪兵问道。‘我给他唱过歌。’‘嗯，今后就不用给他唱了！’这夜是多么难熬，多么寒冷啊，冷得连气都透不过来。祖父把铃铛系紧，不让它发出声音来，坐到赶车人的座位上，出发了。四周一片静寂，只有雪橇下面的滑木吱吱地响着，还有佩剑不时发出撞击棺木的砰砰声。祖父的心炽烈地翻腾，他放开喉咙唱
呀！
啊，在茫茫的大雪原上
宪兵用剑鞘打他的后背，祖父全听不到，继续唱啊！他回到家以后，一头倒在床上，一句话也不说。嗓子叫寒气给冻坏了。打那时候起一直到去世，他嗓音嘶哑，只能用小声说话。”
“这是诚心诚意地唱啊！”民警小声说了一句，话音里露出伤感。“亲爱的，做什么事都得诚心诚意，”老人说，“你来找我，盘问我是
什么人？做什么的？我是唱歌的，这就是我做的事。我穿街走巷，过村串店，唱我的歌。听到一首新的歌我就记住它。打比方说，你说话——这是一回事，如果你把说的话唱出来，这又是一回事，那要在人们的心里留得长久一些啊！亲爱的朋友，要珍惜歌的力量。不喜欢唱歌的人是愚昧的，他们对生活没有正确的理解你别担心我的证件，我这就给你拿。”
老人一双颤抖的手打怀里掏出一个小香袋，取出一张证件。
“拿去看吧！”
“我干嘛要看呢！”民警委屈地说，“现在我不需要看证件。没有证件我也看清楚了。老人家，你坐着吧，休息吧！可是您，公民，”民警转过身来对留平头的人说，“您最好到集体农庄庄员之家去住吧，那里对您更方便一些。咱们走吧，我领您去。”
他们走了。我从老头手上拿过证件，读起来：
“持证件人系亚历山大·费多西耶夫，从事收集民歌和民间故事工作，卡累利阿共和国政府支付养老金作为资助。希各地政府给予方便。”“唉，痛心啊！”老人说，“没有比人心冷漠更糟糕的事了。生活因为
有了这些人而凋谢，就如同芳草由于落了秋天的露水而枯萎。”
我们喝着茶。两个姑娘依偎着离开这儿朝湖边走去，朴素的连衣裙在膝胧的月夜里显出依稀的白影。昏沉沉的月亮朝湖面落去。花园的白桦树林里一只夜鸟悲哀地啼鸣。
浅色眼睛的小女孩走出房门来到街头，又坐到院墙的门口，玩弄她那个布娃娃。我从窗口看见了她。这时蓬卷头发的民警走到她跟前，往她手里塞了一个纸包和一串小面包圈。
“给老爷爷送去，”他说完这句话，脸孔涨得绯红。“你跟他说，这是一点小礼物。我自己这会儿没有功夫，得去站岗。”
他急忙走了。小姑娘把那个纸包和小面包圈送到屋里来。纸包里包的是碎糖块。老人家笑了。
“我真想再多活几年，”老人擦着饱含泪水的眼睛。“舍不得离开人间的温暖，舍不得死啊，舍不得！一瞧见这树林、明亮的湖水、孩童和草地，简直没有力量去死啊！”
“那你就活下去嘛！”老太婆说，“你的生活轻松，朴实。你这样的人不该死，应该活下去。”
中午，我离开沃兹涅谢尼耶镇动身去维帖格拉布。“斯维里”号小轮船行驶在左右长满水柳的运河上，擦着兰草前进。
小镇渐渐远去，落入熹微的轻纱薄雾里，留在夏天中午的静谧和深邃之中。我们已经驶进低矮黝黑的丛林的怀抱。四外夏日正浓。这是北方的夏，迷蒙而不艳丽，它像这里浅色眼睛的孩子，腼腆、羞涩。
1939年
（周柏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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