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果戈理、别尔格(著名诗人、翻译家、记者)和其他几个朋友,到批评家、莫斯科大学教授、科学院院士斯杰潘·彼得罗维奇·谢辽夫家里去做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海阔天空地谈了起来。有时候也提出一些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来研究,只有果戈理不太爱出声。
果戈理有一个毛病,那就是他通常不喜欢听到别人向自己提出问题,特别是不喜欢别人向自己提起关于文学工作和写作的事。可是客人中不知道是谁,明知道果戈理有这个脾气,却仍然忍不住向果戈理提出问题了。他对果戈理说:“您为什么近来无声无息了,一连几个月都没有写出一行字来?
他的问话惊动了所有在座的人,一切说话的声音都停止了,出现了一段普通的沉默:有人好像屏住呼吸在等待着果戈理的发火,有人在等待着果戈理对此类问题的回避或者是敷衍塞责的回答。可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果戈理这一次并没有恼火,也没有回避,而是忧郁地微笑着转向大家说:“是呀!人弄到了这种地步真是可怕:他要什么样的生活和工作上的舒适环境,就给予他什么。于是他什么也不想干;再不想去工作了!”在座的人听了松了一口气,有的人不住地点头。
接着又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等着他继续说下去,果戈理接着说:
“我经历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我旅行在德仁沙诺和阿尔巴诺城之间,
那正是一个7月间。在路途中的一个小山岗上,立着一座可怜的小酒馆,在酒馆的一间最大的屋子里摆着一个台球台子,这屋子里经常响着台球声,并且可以听到操用各种语言的谈话。所有的过路人走到这儿都一定要停下来,特别是赶上天热的时候。有一次走到这里,我也歇下来了。那时候我正在写《死魂灵》的第一部,笔记本还常在身上。不知为什么,正当我走进这酒馆来的那一瞬间,我想要写了。所以我就叫人搬来一张小桌子放在角落里,然后拿起笔来摊开稿纸,在滚动的木球声中,在极度的喧嚷声和仆人们的奔驰中,在烟雾里,在窒息的氛围里,我一口气写了整整一章,当时我好像是在一场奇异的梦境里一样。我感觉到这一章是最富美感的一章,我很少带着这样的兴奋写作。可是现在,在我周围的人谁也不敲打,既无烟雾,又不闷热”说到这里,他把两手一摊叹了一口气。意思是说,现在环境好了,反倒什么也写不出来了。所有在座的人听了他的话,都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
果戈理关于写作的这段谈话,说明了创作中的一个道理,那就是“生活太优裕了,工作反被生活所累了”。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作品,都是作家在艰苦的环境中写出来的,就是证明。孔丘被困乃作《春秋》,屈原遭放逐乃
赋《离骚》,司马迁受了宫刑撰写了《史记》。在外国,杜勃罗留波夫很小就失去了父母,他带着五六个弟妹过着穷困的生活,可是却写了许多天才的论文;而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则都是在牢狱中写出来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文艺创作就不需要有一个好的环境了;而是说,对于一个有理想有意志的作家来说,困难的环境是不应该成为创作的阻碍的。相反地,环境越艰苦,越能锻炼人,越能使人在事业上努力作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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