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个享有发言权的代表的资格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列宁与高尔基关于《母亲》的一次谈话是无产阶级文艺史上光辉而又动人的一页。
列宁光着秃顶，用喉音卷着俄语的“P”音，两手交叉地插在腋下，很洒脱地站着。高尔基仔细地望着他，因为高尔基是一个文学工作者，职业本身已经养成了他注意琐细事情的习惯。高尔基面对列宁结实而又强壮的身躯，感到“这个人太朴实了”，似乎没有丝毫领袖的风度。
这时，格·瓦·普列汉诺夫来了。通过引见，他与高尔基相识了。列宁仍然是双手交叉在胸前挺立着。他似乎有点厌烦地看着高尔基，好像一个对于自己的职务感到厌倦的教师看着一个新来的学生一样。不大一会儿，列宁向高尔基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的应酬话：“我对您的才能是很敬仰的。”后来高尔基回忆说，除此之外，他不曾说过一句令他难忘的话。
又过了一会儿，列宁一只手摸着他那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另一只手握着高尔基的手，亲切地闪动着他的一双灵活得惊人的眼睛，一下子谈到《母亲》这本书上来。这时候，高尔基才知道列宁已经从伊·彼·拉迪日尼科夫那里看过了小说《母亲》的手稿。高尔基说：“这本书是很匆忙地写出来的。”但是还没有等高尔基说出为什么匆忙的原因时，列宁就肯定地点了点头。列宁接着说：“你赶写得很好，这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是一本必需的书。很多工人都是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一定会得到很大的益处。”
列宁还郑重其事地问高尔基：“《母亲》是否译成了外国文，俄国和美国的检查机关把这本书删改了多少，”当他知道了高尔基因此而被通缉的时候，便发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大笑。
这一次与列宁的会见，高尔基终生难忘。列宁所说的“一本非常及时的书”，在高尔基看来是对自己的极其珍贵的赞语。因为它说出了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思想，即文艺要跟上时代的发展，要及时反映时代历史的
新场面。列宁的这种思想，在他写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一文中也有所阐述。他写道：“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列宁之所以高度称赞高尔基的作品，就是因为高尔基的作品及时地反映了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在《母亲》写作之后第四年，即1910年，高尔基又写了《海燕之歌》，作品描写了俄国正在发生着的革命风暴的图画，并预见将有更大的革命风暴来临，及时地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列宁看了非常高兴，并在他写的《在大风暴之前》一文中引用了高尔基《海燕之歌》中的预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文艺要及时地反映时代的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非常强调的一个思想。
古希腊的三大悲剧作家及时地反映了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的转变，反映了从野蛮到文明的深刻变化。革命导师马克思“每年都要重读一遍埃斯库罗斯的希腊原文作品”，他把埃斯库罗斯剧中普洛米修斯的形象看成是“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并且写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恩格斯也非常喜欢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伟大的著作中，恩格斯一再引用其中的悲剧说明问题。例如悲剧《奥勒斯提雅》，恩格斯认为它是“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英雄时代’而获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间的斗争底戏剧式的描写”。
莎士比亚的戏剧反映了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社会历史的重大变化，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时代精神，可以说也是“非常及时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喜欢莎士比亚，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全家都非常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他的三个女儿都能背诵莎士比亚的作品。马克思把莎士比亚和埃斯库罗斯当做“人类两个最伟大的戏剧天才”来热爱他们。他曾专门研究过莎士比亚的著作，甚至连莎士比亚剧作中最不惹人注意的人物都很熟悉。1870年以后，当马克思使自己的英语知识达到完美的境地时，曾把莎士比亚特殊风格的词句摘录出来加以分类，可见他对于莎士比亚重视到了何等程度。
今天，中国的历史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全党工作的着重点正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像高尔基那样，写出“非常及时的书”，及时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