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等革命以后再写”

老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开始过的是农民的劳动生活。他精力充沛、聪明能干，能够一个人打退三个强盗，能够独自一人拿着一支猎枪出去打熊；乌丽亚娜·巴依玛科娃只有同他在一起，才感觉到自己是幸福的。但是慢慢地，他用自己积聚起来的钱造了一个工厂，开始由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变成了剥削他人劳动的资产者。事业使他变成了奴役别人的人，也逐渐地从他身上夺去了人的品质。但是尽管如此，作为劳动者的本质，在他身上还没有完全丧失殆尽。

他的第二代，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的儿子们，由于父亲的遗产，开始还保有一些人性的东西。他们参加着一定的劳动，和父亲一起出去打猎但是，随着工厂事业的发展，他们的一点好品质逐渐衰退下去。彼得由一个沉静而又善良的幻想着黄金般的田野的年轻人，变得迟钝发胖起来，最后变成了一个贪婪、罪恶、酗酒、淫亵的魔鬼；他的妻子娜达丽亚结婚时是朴素而又温和的，但是当她手里逐渐拿到了钱的时候就变得严厉起来，眼睛里放出一种肉欲的表情；二儿子尼基塔开始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小伙子，但是资本的发展使他变得污秽而又卑鄙

到了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的第三代——孙子们，他们一生下来就把自己变成了平庸无用的人。彼得的儿子耶可夫过着无思想的、寄生的、枯燥无味的生活，他追求的是贪婪的、舒服的、无忧虑的平静享受。阿尔达莫诺夫一家就这样完蛋了。

这就是高尔基的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事》里所描写的一个资本家三代人蜕化的历史。

这部小说的构思开始于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前。

1902年的某一天，高尔基把自己看到的一个商人家庭的三代人的历史对托尔斯泰讲了。高尔基说：“在这一段历史里面，退化的法则特别无情地起了作用。”

列夫·托尔斯泰听了以后非常兴奋。他拉着高尔基的袖子说：“这倒是真的！我知道这个，在图拉有两家人是像这样的。应当把它描写出来，可以简简单单地写成一部大的长篇小说，您明白我的意思吗？一定的！”托尔斯泰说话的时候，眼睛发出闪闪的亮光。

高尔基接着说：“可是这样又会写出些武士来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列夫·托尔斯泰接着说：“不要管它！这是很有益的事情！那个为了好替全家祷告而出家修道的人，的确是了不起的！这是真实的！你们犯罪，我

却为了解除你们的罪孽祷告。还有另外的一个人，那个讨厌生活爱财如命的兴家立业的人，也是真实的！他爱喝酒，他是个粗暴的人，是个荡子，他对大家都爱，可是他突然间杀了人。啊，这真好！应当写这个，要在小偷和讨饭的人中间去找英雄是不行的，的确是不行的。所谓英雄，这是谎话，是发明出来的东西，只有平常的人，再没有别的了。”

列夫·托尔斯泰的这些鼓励和他所提供的素材，更加坚定了高尔基要写出这一家人的历史的决心。

后来，有一次高尔基见到了列宁。他在谈话中向列宁说出了自己的写作计划。列宁非常赞成这个题材，但又十分中肯地提了一点意见。列宁说：
“极好的主题，当然是很难的，需要很多时间，我想，你能胜任这个工作，但不知道您怎样结尾？现实还没有给予结尾。不行，这个一定要等革命以后再写。”

“一定要等革命以后再写”。列宁为什么提出这个意见呢？因为他认为：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俄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只有解决了现实存在着的矛盾，才能使作家看到事物发展的结局。所以他劝高尔基，在革命对现实的发展提出解答的时候再写。

高尔基遵照了列宁的意见，在历史决定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时，即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八年以后，写了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事》。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生活对文学有着规定性。在生活没有显示出事物发展的结局时，作家等一等再写是符合唯物主义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根据生活的逻辑推断出未来的事物，也不反对在作品里写出这种科学的预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