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塔·苏霍津娜-托尔斯塔娅
（1864—1950）
占卜
这件事发生在父亲的晚年，当时他正在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一次，我走进他的书房，看见他正在往桌子上摊牌。父亲为了休息或是思考一下写出来的东西，经常做占卜的游戏，但是他将牌摊好之后，仍然继
续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他在心里估算：如果占卜中了，他将这样做；如果占卜不中，那就要换一种方式做。
我知道他有这个习惯，于是问道：
“你正在想一件什么事吧？”
“是啊。”
“想什么呢？”
“是这么回事。如果占卜中了，聂赫留多夫就跟卡秋莎结婚；若是占不中，就不能让他们俩结婚。”
等父亲占卜完毕，我问他：
“结果怎么样了？”
“瞧，”他说，“占中了，但卡秋莎不能嫁给聂赫留多夫”
接着他给我讲了普希金生活中的一段趣闻，是他的朋友麦谢尔斯卡姬公爵夫人告诉他的。“有一次，普希金对公爵夫人说：‘您猜我的塔季娅娜最后怎么样了？她拒绝了奥涅金。这件事我万万没有料到。’”
“这就是说，”父亲说，“人物一经作家塑造出来，他便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生活，不再受作者的意志支配了。作者只能根据人物的性格行事。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卡秋莎和普希金的塔季娅娜只能根据自己的而不是作者的意愿行事的原因。”
“不过，”我寻思道，“要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来，必须得是普希金或托尔斯泰才行。”
乏味的艺术
如果一幅画、一出戏、一本书将所有的细节都表现出来——通常会使人感到乏味的。
反之，如果作者只表现出作品的主要方面，把余下的部分留给观众或读者去想象。这样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在跟作者一起进行创造。
“要在艺术里得到真金，”父亲说，“必须搜集大量材料，然后再用批评的筛子加以筛选。”
父亲非常喜欢援引一句法国话：“请原谅我写得太长，我实在没时间写得短一些。”
众所周知，莎士比亚那个时代谁也不会去制作富丽堂皇的布景。只需在一根柱子上标明该“布景”意味着什么就够了。谁能说当时这样做就影响了观众对剧目的欣赏，而且不如按时代环境的要求将当时所需用的每一件道具全搬上舞台。
父亲举出两种描写的例子：一种不好的，一种好的。
他从一部法国长篇小说中找出几页描写烤鹅的气味的段落。“当然，”父亲说，“直到最后一页，鼻子里老闻到一股烤鹅的气味，
但这是创造印象的真正方法吗？还记得荷马是怎样描写海伦的美丽的吗？‘海伦走了进来，她的美丽使老人们肃然起敬。普普通通的一句话，但您从中可以看到，老人们在这种美的魅力面前也不禁肃然起敬。用不着去描写她的眼睛、嘴巴、头发等。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想象海伦的形象。但是每个人都感受着这种连老人们也不禁为之肃然起敬的美的力量。”
最后，父亲援引了伏尔泰的一句话：“乏味的艺术——就是把话说尽。”
农夫
平时父亲总是穿着那件宽大的上衣，冬天出门时穿一件皮袄。他这样打扮为的是跟普通人更容易接近，使大家在跟他交往时感到彼此之间差不多。但有时候由于他的这身打扮也发生过一些误会，譬如就有过这样一件事。
土拉要上演《教育的果实》这出戏，说好是为少年罪犯教养院演出的，要我在剧里担任一个角色。我同意之后就经常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去参加排练。
有一次在排练的时候，看门人告诉我们，有一个人非要进来不可。
“是一个老农夫，”他说，“我对他说了，这儿不能进，可他偏不听。我想，他一定是喝多了告诉他这儿不是他来的地方可是怎么跟他说也说不通”
我们当即猜到这个农夫是准了。使看门人很不高兴的是，我们吩咐他立刻放这个农夫进来。
几分钟之后，我们看见我父亲进来了，一面笑着说，因为衣服的关系，人们怎样瞧不起他。
比你还蠢吗？
年轻时我跟许多和我年龄相仿的人一样，自视过高，目中无人，待人严，对己宽。父亲见此很不高兴。他决心以自己素有的委婉的方式纠正我的这个毛病。每次当我对人的品评过于轻率和肤浅时，父亲一般总要反问我一句。
“这个人真蠢。”我说。
父亲若无其事地说：“比你还蠢吗？”
当我谈到某个男人简直叫人无法忍受，谈到某个女人简直不像样时，父亲总是反问一句：
“比你还叫人无法忍受吗？比你还不像样吗？”
我分明知道他责备的意味，但我不愿承认这一点，常常生硬地回答说：
“是的，比我还蠢，比我还叫人无法忍受，比我还不像样。”
但父亲的话后来对我帮助很大。我至今还能记住这些话，就是一个证明。
爸爸接受“茶钱”
从莫斯科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有二百公里。这段路程父亲有时候徒步行走。他喜欢步行。背上搭个口袋，长途跋涉，跟沿途流浪的人们结伴而行，谁也不知道他是谁。路上的行程一般需要五天。沿途食宿经常在车马大店或随便一个什么住处就便解决。如果赶上火车站，他便在三等车厢的候车室内歇歇脚。
有一次，他正在这种车站候车室里休息，忽然想到月台上走走，这时刚好有一辆客车停在那里，眼看就要开车了。父亲忽然听见有人在招呼他：
“老头儿！老头儿！”一位太太探身车窗外在喊他，“快去女盥洗间把我的手提包拿来，我忘在那儿了父亲急忙赶到那里，幸好，手提包还在。
“多谢你了，”那太太说，“给，这是给你的赏钱。”于是递给他一枚五个戈比的大铜钱。父亲不慌不忙地装进了口袋。
“您知道您把钱给谁了吗？”一位同行的旅伴问这位太太。他认出了这个风尘仆仆的赶路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战争与和平》的作者。“他就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呀。”
“天哪！”这位太太叫道：“我干了些什么呀！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我吧，请把那枚铜钱还给我！把它给您，真不好意思。哎呀，我的天，我这干了些什么呀！”
“您不用感到不安，”父亲回答说，“您没有做错什么这五个戈比是我挣来的，所以我收下了。”
火车鸣笛了，开动了，它把一直在请求父亲原谅并希望将那五个戈比要回去的太太带走了。
父亲微笑着，目送着远去的火车。
他没有打嚏喷
爸爸打嚏喷时声音像炸弹爆炸一样响，整个住宅都能听见。如果是在夜晚，妈妈突然被吵醒，受他这么一惊，一夜就别再想合眼了。
“当你夜间想打嚏喷的时候，”妈妈对父亲说，“先轻轻地把我推醒，这样我就可以再次入睡。”
父亲答应了她。
有一次夜里他要打嚏喷了，于是便轻轻地叫醒了妻子。“索妮娅，”他说，“不要怕，我现在要打个嚏喷。”
妈妈醒了过来，仔细地倾听着。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她俯身一看，只听见爸爸均匀的呼吸声。打嚏喷的愿望已经过去，他又安然地进入了梦乡。
《草帽》
有一个时期父亲对戏剧很感兴趣。有一次他去皇家小剧院看拉比什①的闹剧《草帽》。当时父亲正在写喜剧《教育的果实》。
剧场休息时，他在休息室遇上一位认识的教授。那人觉得看这种庸俗低级的戏时被托尔斯泰撞见是很尴尬的。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也来看这种乌七八糟的东西了。”他苦笑着
说。
“我一直幻想着能写出这么一个东西，”父亲说，“但可惜我没有这个才气。”
自行车
父亲喜欢各种运动。上个世纪末，当自行车开始流行的时候爸爸也弄到
①拉比什（1815—1888），法国剧作家。 了一辆，冬天他就到莫斯科马涅什广场去骑。
“我遇到一件非常滑稽的事，”他叙述说，“只要我前面出现一个障碍，偏偏就会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的车子朝它冲去，准保最后撞在上面，尤其是对那位跟我一样刚学骑自行车的胖太太。她头上戴着帽于，上面插着羽毛，只要我一看见她头上的羽毛在飘动，我就感到——我的自行车朝她一个劲儿地冲去。这位太太大声地尖叫着，尽量要躲开我的撞击，但是毫无用处。若不是我及时地跳下车来，非把她撞倒不可。这样的情形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现在我尽量揣摸着在她不在的时候再去马涅什广场练车。我反问自己，”他说，“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吗——越是想躲开它就越把你吸引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