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清复明的四和尚。石涛和尚的画是江南第一，八大山人装疯作傻逃避迫害。名家兼领袖的弘仁。扬州八怪有几人？郑板桥的兰竹是一叶值千金，郑板桥的字叫“六分半”。力何没有“苏州八怪”。
和尚作画、书法，在中国不足为怪。他们欲念清寡，身处大山野林之中，云遮雾隐，安逸闲情，不仅有作画书法的时间，还有一种俗人难有的情趣。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日常功课是念经诵佛，在看似不经意的“咕啰咕啰”声中，他们领悟到了一种很深的人生哲理思想，平常人再学也难以学到手。所以，他们不画便罢，一画便一鸣惊人。
明末清初，政治风云动荡，智慧之人不愿与现实同流合污，他们向往清静无为的空门生活，于是便纷纷托迹禅门，有全身心投入的，也有脚踏僧俗两只船的。
在众多的一心齐向空门的人之中，有一批很奇特的人，他们便是领一代风骚的美术家，他们有石涛、八大山人、石谿、弘仁、弘智、僧诠修、僧叶舟以及云南的担当和尚等等。其中，前四人成就最高，而且思想行径和艺术主张又很相近，志同道合，美术史家们把他们称为明末清初画坛上的“四大高僧”。
说“高僧”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和尚当得好，而是他们绘画成就在当时属一流水平。
他们不是土生土长的和尚，而是经过了人间的风雨之后，循入空门的。
所以，人生的经验加佛经的玄理，使他们的画别有一番意韵。
若论他们相同的思想行径，那就是，在政治上不与清朝统治者合作。因为他们不是明朝宗室，更不是先朝遗民，堂堂汉人岂能辅佐满清异族，但反清复明的大业又不是他们所能完成的，于是就同时想到了出家隐居。相似的经历、思想也带来了相似的画风。他们一反正统派的摹古之风，主张抒发个性，强调笔墨逸情，并以此为创作的主要思想。四高僧之首，石涛就曾作过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古文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意思就是说，古人是古人，今人是今人，时代变了，人也在变，人的思想感情也在变，不能以古概今，而要表现出今人的风格来。其他三僧对此话都点头称是。
石涛原名不叫石涛，甚至不姓石，他姓朱名若极，出家为僧以后，给自己取了很多的别号，如原济、石涛、清湘老人、苦瓜和尚、大涤子、瞎尊者等。
大概得归功于山清水秀的滋养，石涛的寿命很长，他活到95岁的高龄。石涛一生的经历，对于他的绘画创作极有影响。他父亲原是明代靖江王，
王族的后裔，家财殷实，所以他几乎走遍了天下名山。他本是游山玩水，无意之中，各地山水牢牢地印在他脑中，对他后来的画影响极大。
可天有不测风云，公元1645年，他当时16岁，国亡家破劈头而来，一时间，他难以接受现实，悲愤之中，就从家乡桂林去全州，在湘山寺削发为僧，改名石涛。
世道黑暗，和尚也有做不安稳的时候。在1647年，石涛为了避免兵祸，由湘山寺转回去了梧州的水井寺；可时间不长，1650年又由梧州去了庐山的
开贤寺。这一次，他在庐山住了6年，1656年由庐山转到安徽的黄山。
黄山是中国的第一大名山，风景奇幻优美。僧人兼画家的石涛在这一住就是23年。当然，这期间，他时常萌发游兴，又先后去过扬州、杭州、皖南的宣城、贵池、泾县等处，并在泾县的双幢寺住过三年。这段时间，是石涛绘画艺术成就的关键。他的山水画以黄山的胜景最多。
爱游山玩水的人总是说，三山五岳雄奇秀丽，五岳雄伟峻拔，天台雁荡山明媚秀丽，桂林小巧玲珑、石林秃兀，而黄山却兼而有之为山中之最。石涛画黄山也画出了这种多彩的神韵。
看完了黄山，1648年，石涛又去了南京，从南京到扬州、长安，又到了北京。然而，还是江南好。1693年，石涛又从北京到了南方，最后定居在扬州，直到1724年逝世为止。
石涛的一生是游历的一生。他游遍了名山大川，饱餐了自然之美景，领悟了大自然和一切生动的神态，在这基础上，他发挥了创造的天才，使自己的绘画艺术造诣更深。
石涛一路看风景，也看到了当时的现实，清朝初期的蓬勃发展，使这个明朝遗民内心不时产生复杂的矛盾和隐痛，他禅学修养，游山玩水，却掩不住内心的悲伤。于是，他画了一张《大涤子自写睡牛图》。
这幅画画的虽是个中年人骑在牛背上，牛睁着眼，牛上的人闭着眼，但不是简单的一张大涤子的自画像，而是表现了他在眷恋故国，忘不了自己一生的不幸。
他在画中题着这样的字：“牛睡我不睡，我睡牛不睡，今日请我身，如何睡牛背？”好像是在问别人话，其实是表现了他的一种隐痛。
所以人们说，石涛一生抑郁蓬勃之气，无处发泄，便全部寄于诗画中，因而，他的画有时“豁然长啸”，有时又“戚然长鸣”，喜怒都寓于笔墨之中。
到了清朝的康熙时代，国力日渐强盛，当初反清复明的先锋人士，现在一个个安身乐道，一片和睦的气象。石涛也已经年岁渐长，深知复明已是空想的事情，便渐渐平息心中的动荡情感。
石涛再老，也忘不了自己曾是王室后裔，争宠之念，又一度高涨起来，他想得到清代康熙帝的宠幸，于是，在康熙帝南巡时，他非常积极地去接驾。接驾回来，感到非常荣幸，逢人便说康熙是“仁圣主”，还画了《海晏河清图》来颂扬康熙帝的“仁政”，在这幅画的落款刻印上，他称自己是“臣僧”。
可感情是件复杂的东西，正当石涛在写“接驾诗”时，有人送他一支明宗朱翊钧的磁管笔。睹物思人，石涛的心里又翻起了思归的情感。
重重矛盾之中，石涛虽是和尚却活得很累，73岁那年，他在诗中写道：“五十年来大梦多春，野心一片白云烟。今生老秃原非我，前世衰阳却是身。大涤草堂聊尔尔，苦瓜和尚泪津津。犹嫌未遂逃名早，笔墨牵人说真假。”这正是他一生心事的总结。
了解了石涛的经历和思想，我们再来看石涛的画。
石涛的画，内容多种多样，他自己曾经也说过：“余于山水、树石、花卉、神像、长鱼，无不摹写，至于人物不敢乱作也。”说白了就是，凡是大自然中的他都画。而且石涛还画得很好。尤其是他在山水画方面成就最大，也最具有特色。
他画的特色就是：笔墨雄伟，奇气横溢，构图多变，形象生动，山有灵
气，人有神气。达到这样的境地，实在是了不起之作。
石涛14岁开始绘画，学得早，学得勤，成就又大，俗话说“艺高人胆大”，所以他在28岁时就对当时的画院派进行攻击。一般来说，画院派就是权威派别，恪守传统，尊古仿古，不愿创新求异。而石涛地地道道画院外人士，主张笔墨应与现实相连。所以，石涛攻击画院派也有他的道理。
石涛的画也临古，但绝不为古人的成法所拘束，他吸收精华，去除糟粕。
石涛攻击画院派，却与和他同道的画家携手共画。
他曾经请画家八大山人为他作了一幅画，画上的背景是：一片平坡的上面，老屋数椽，零散古木数株，亭阁中有一个老头，就是他自己。这一幅画名叫《大涤草堂图》，好一派田园风味。
他们还匠心独运，通过间接的关系，合在一起画过一幅《兰竹图》，八大山人画的是花，石涛补画竹石，各自发挥特长，不仅作画方式奇特，而且艺术成就非凡。
石涛与八大山人的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八大山人画过一幅《水仙卷》，石涛为这画题诗。石涛一生的“云游”生活，对于他作画的艺术成就，起到重大的作用。云游之中，对自然一花一草，一石一人无不心领神会。结果，他的画不论是画黄山的云烟、南国的水乡、江村的风雨还是画峭壁长松、柳岸清秋、杜树寒鸦，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画意，有他自己的笔路和墨法，甚至他给画的题诗，都有自己的风格特色，一看便知道是他所作的。
既然是山水画家，大自然里的一切，石涛无所不画，不偏不倚。但画得最多的是《黄山图》。
画家都爱画黄山，石涛的黄山图却有些不同。他画的黄山图，有巨幅的，有册页的，也有长卷的。然而不论大小长短，他都画出了黄山的气势特色。
除黄山以外，画家还去过很多其他地方，各地的山山水水都经石涛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还画了许多其他地方的各种景色。
石涛画了不少，世人们对他也很重视，使他的作品保留下来不少。如《山水清音》、《淮扬洁秋》和《黄山八胜图》等等都是保存下来的珍品。
石涛还有一幅画给他带来了声誉，那就是《细雨虬松图》，画中的点染设色极为成功，因为这幅画人们又称石涛为“细笔石涛”。
然而，不论是“细笔石涛”还是“洒脱石涛”，石涛的画总是奇险之中带着秀润。
成语故事中有一个“不射之射”的故事，它形容人的射技之高，不仅是一箭双雕，而且只做一个射箭动作，弓箭不发，所射之物便会自动落下，也就是一种“神射”。石涛不弄弓箭，可他要求自己的画要达到一种“不似之似”的境界。
石涛的山水画画得好，画人、画花也成就非凡。每当他在野外、庭园赏景，看见别有风姿的花，便立即随手勾勒，即形象又神像。
石涛不是学院院士，也不是什么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他只是一个平常的僧人。然而，他以自己的画惊动了当时的人们。人们在客观评价当时画家时，说过这么一句话：“将石涛画推为江南第一。”
石涛是清朝初年的一位大画师。可因为他不是学院派出来的，不愿恪守传统，是个不听话的画师，所以，宫廷藏画室里，石涛的画少得可怜，只有半张。说是半张是因为这幅画是他与别人合作完成的。
和石涛最能意趣相投的是八大山人。八大山人不是指八个人，而是一个
与石涛同时的画家，是一个更富有民族气节的热爱自己大明江山的画家。
八大山人的祖上也是明朝的一个官吏，封官在南昌，八大山人生在南昌，所以也算是南昌人。
八大山人姓朱，真名真姓叫朱统，这个名字不好叫也不好写，所以当时人们一般称他“朱耷”或“雪个”，提起这两个名字人们都比较熟悉。
19岁时，大明江山灭亡。已成正式公民的八大山人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是向清朝统治者奴颜婢膝称臣呢，还是傲骨冰心做一个终身布衣的遗民呢。他是一个倔强的人，终于选择了后一条路。他在画上题名总是“八大山人”四个字，为什么他要给自己起这个奇特的名字呢？
我们知道，石涛是赞成反清复明的人，不过，石涛的思想总是放在心中，永远是将思想寄寓于山水。而八大山人的反清复明就不仅仅是个思想，他把这深刻的思想变作了积极的行动，投入到当时的反清复明的运动中去，他触怒了清朝皇帝，被列入迫害对象。
为了逃避政治迫害，他改了自己的名字；为了表示自己的愤怒，他把名字改得很奇怪，所以，“八大山人”是为了控诉清朝统治者的迫害而设计的符号。从这个奇怪的名子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为大明沦亡的一种痛苦凄楚的心情。
还是为了逃避迫害，他不得不削发做了和尚。他做和尚的原因与石涛做和尚的原因不一样。
因为是被迫做的和尚，所以他对佛经的信念也就不是很深。于是，他又改做了道士，崇尚仙道。
他还装过哑巴，在自己的家门上贴上一个大大的哑字，在这期间，他从不与人说话，只是以手示意。他爱哭、好酒，常常是头戴布帽，身穿长袍，脚趿烂鞋，一副疯疯癫癫的模样。他这样做，都是为了逃避迫害。伟大的画家竟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
耿直的性格也造就了他劲泼素朴的画风。他对政治自抱主张，对绘画也是如此，和石涛相比，他更是丢弃古风，走自己的创作道路。他说“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他凭着自己的思想来支配他的作画形式。
八大山人经历悲惨，一生活在东躲西藏之中，所以，也无心像石涛那样游历山水，陶冶性情。因此，人大山人的画主要不是山水画，而是花鸟画。
八大山人也画山水，但画的不是峻山丽水而多是残山剩水，给人一片荒凉之感。像《溪山雨过图》、《雨山图》、《长松老屋里》都是这一类风格，他在画的题字中还说到：“真是零碎山河颠倒树，不成图画更伤心。”
他的山水画虽画荒凉之景，但不给人悲观、颓废和伤感的情绪，而是为了塑典型的破碎山河的意境，深深寄托他的亡国之痛。
八大山人的伟大成就，是他的花鸟画。
到八大山人时，花鸟画已进入到收获的秋季，出现喜人的景像。有意无意之中，耳濡目染之时，八大山人的花鸟画既显出传统的特色，又有自己特别的风味。他自己的风味就是从民间艺术中吸取更多的营养，有一种“稚拙清新”的魅力。
八大山人的花鸟画，和他的山水画差不多，也不是鸟鸣花香的景像。连最柔情温和的鸳鸯，他也把它画成是“艳若桃李，冷如冰霜”。他画的鱼、八哥、鸭子、猫，也都有倔强的性子，高高地昂着头，他每幅画一般只画一只鸟、一朵花。
画龙点睛，眼睛是脸部最重要的器官，人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眉目传情”等等，都是说明眼睛的重要性。不过，人们说的都是人的眼睛，而八大山人却匠心独运，刻意地描绘动物的眼睛，让它也能表现出“传情”的效果，不过不是传动物之情，而是传画家八大山人之情。
八大山人采用一种奇特的夸张手法来描绘动物的眼睛，有时甚至把它们画成了方形。世间哪有方形眼睛的动物或人？画动物的眼珠，八大山人把它点得又黑又大，大到顶在眼睛眶的边角上。
方形眼睛眶配上又大又黑的眼珠，这就显出了“白眼看青天”的神情，表现了绘画者的一种桀骜不驯的处世态度。
有人说“八大山人画的鸟曾好像连一根羽毛也不能碰过”，看过他画的人都有这种感觉。真是：文如其人，画也如其人。
传说，八大山人从没有替清朝权贵画过一花一草，而贫民来求他画画，没有一个他拒之门外的。
悲愤能出诗人，悲愤也能出画家。八大山人的画大多数是悲愤时作的，所以，满怀同情心的世人，说他的画是“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不多泪点多”，可见画家的遭遇有多么悲惨。
花鸟画总是属于闲情逸趣的风景画一类的，让人欣赏。然而八大山人的花鸟画却是具有政治讽刺的作用。比如他的《孔雀图》一画，当时正是康熙大帝下江南的时候，皇帝为何下江南？是为了实施他的怀柔政策，笼络民心，所以，江南的老百姓欢喜，做官的积极迎驾，正当人们欢欣鼓舞，唯恐见不到“圣颜”的时候，八大山人冷眼看现状，不参与这样一种没骨气的“盛举”。一年以后，他画下了《孔雀图》，讽刺当时的场景。当然，画家的矛头不是对向皇帝的，他不想再招惹麻烦，他鞭挞的是一些为官的奴颜婢膝，并塑造了一个萧瑟凄凉的意境，不像是孔雀，倒象是乌鸦图，使人想起古诗人所说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八大山人到了晚年，为人更成熟，作画的造诣更深。在作人和作画方面都脱尽了早年的那种狂怪和冲动的气质，他的画看起来更浑朴酣畅和明朗秀健。
八大山人是被后人发现的，当时的时代，八大山人只是画界的无名小卒，没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他的绘画成就略逊于石涛，不过和石涛是个好朋友，但他俩是一对从未见过面的朋友。
四大高僧的第三大高僧是弘仁。“弘仁”当然是一个法号，他俗家姓名叫江舫。作了和尚后，法号也不少，曾自号为浙江僧人、浙江僧，又号无智和梅花古纳。
他一生只活了54年。1645年，他35岁，为了抗清，便与老师一道去了福建，当时的福建还没有落入清朝之手。看来和前二位僧人一样，弘仁也是位有志抗清之士。
然而，满清一统天下的潮势已不可阻挡，大明江山复兴已无可指望。于是，弘仁在五夷山削发为僧当了和尚，他说自己不愿做清朝皇帝的顺民。
不愿看现实，就只有转向大自然。他云游各地，寄兴于山水。终于发现一块人间最美景色，那就是黄山，后来，他回到自己的故乡，黄山脚下的歙县，慢慢而细细地评赏黄山之景，终于作了《黄山真景册》，这不是一件作品，而是50件非凡的系列画。
弘仁与其他画家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一生勤奋学习，酷爱读书，
据说从壮年一直到老年，他每天都坚持看书作画。俗话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因为他的诗、书、画都有很深的造诣，可谓是艺术的全才。不过，他的画成就最大，他自称是“廿载有墨痴”的痴人。
弘仁是位山水画家，不过，画山水之余，他最喜欢画的是梅花和双钩竹。和八大山人比较起来，弘仁算是幸运的，他40岁左右，就以绘画大师著
名于世，所以他的境遇比起八大山人来要好得多。
和今人一样，古人也崇拜偶像。当时很多的人被弘仁的名气所震动，他们纷纷前来拜访弘仁，想学画的想拜他为师，不学画的要目睹他的画风，更有有钱人或文人墨客想讨得一张留作纪念。可弘仁一生轻意不送画给别人，倒不是他才高气傲，而是他对于自己的作品，总是反复推敲。所以，在他的画室，贴着这么几个字“画成未肯将人去，酒热茶温且自看”。
另外，弘仁还“身兼二职”，既是“四大高僧”的名家，又兼“新安画派”的领袖。
新安画派不用说是指安徽的画派。安徽古来也称新安。新安画派也是四人，以弘仁为首。因为他们都尊画家倪云林为师，自然而然形成一派，都有野逸清秀的风格。
不论是四大高僧的名僧，还是新安画派的领袖，弘仁的《黄山图》一致被人们称颂。
弘仁画黄山真叫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住在黄山脚下，几乎天天游黄山，他不只是饱览景色，更有细细观察，要不怎能探出黄山真景，画出真景册。
画黄山，弘仁胸有成竹，他随笔写来，黄山那山光水色、云烟变幻、层峦陡壑、老树虬松都现于笔端，即画出了黄山的气质，又富于生活气息。朴实恬静的风格着实让人喜欢。
弘仁正轰轰烈烈地做画派领袖时，另有一名极不喜欢功名赞誉的画家出现了，他叫髠残，也是个出家的和尚，因为绘画成就突出，所以，人们把他列入清初四大高僧的第四僧。
髠（kūn昆音）残，又号石谿，都是作和尚以后的法号，他还有一个号叫白秃。
髠残的俗名姓刘，同弘仁同一个时代，但名气不如弘仁大，所以人们不多去注意他，他自己又是个不爱说话的人，所以，他生于哪年，死于哪年，后人都不知道。只知道他的画画得不错，是个和尚。
他好好地为何当了和尚？原因和前三僧一样，都是反清复明不能实现，以出家来逃避现实。
髠残的家乡在湖南常德。记得有一副对联说过“常德德山山存德，长沙沙水水天沙”，然而画家却不爱他那“山有德”的家乡，离家出走，选中了南京的各大寺院作栖身之处，最后也老死在南京。
髠残，法号独特，性情也与众不同。他个性倔强，沉毅寡言，不喜欢世人的叹誉。然而当时的人们都喜欢他，他的诗画朋友也极多。
髠残也画山水，但不画伟岸的奇峰，他只画山重水复，画屋舍桥梁，他还爱画行人、对座者、垂钓者。他认为，人也是一种风景，所以，他的画特别有生活气息。
髠残爱人不爱墨，他的画都着墨不多，看起来好像笔墨已快干涩，仔细品味，实在又有一种苍劲的魅力。
苍劲的画却是一个多病的人所作，髠残一生多病，晚年更是闭门掩户，
过着一灯一几的生活，寂寞凄然。
髠残说自己一生有三大惭愧：一是惭愧自己的一双脚，不曾走遍天下名山；一是惭愧自己的两眼，不能读万卷书；三是惭愧两耳未能受智者的教诲。
《溪山幽居图》是他晚年的杰作。
髠残因为号石谿，所以，人们把他与石涛一起，共称为清初的“二石”，同为绘画大师，同一种绘画风格。
四大高僧撑起了清初画的半壁江山，另半壁江山是由“四王”画家撑着的。“四王”画家与四大高僧属于敌对派，他们是清朝学院派的代表，他们不反清，不创新，得到统治者们的赏识和喜好。所以也叫“正统派”。
然而，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变化。创新派的四大高僧在当时虽不为世人所识，但时过境迁，他们还是被后人发现了。大浪淘沙，金子不会被埋没。
看完了“四大高僧”，我们来看“扬州八怪”。
大清王朝几经改朝换代，到了著名的乾隆皇帝执政时期，皇帝换了，支撑绘画江山的画家也换了，此时画坛又出现了一批奇怪的画家，当时被人们称为“扬州八怪”。
“扬州八怪”不是赞誉之词。当时在江苏扬州画坛上活跃着一群革新派画家，他们和四大高僧一样也不恪守画道，喜欢创新，所以当时的保守派们把他们看作是骚扰画坛的“怪物”，就有了“怪以八名”之说，“八怪”也就这样出现了。以后历代画家就把他们称为“扬州八怪”。
因为当初的人称“八怪”带有贬意，所以我国解放后，就不再称他们为“扬州八怪”而称作“扬州画派”，以示肯定他们的艺术价值，不过，许多人还是喜欢叫“扬州八怪”，因为这样才能叫出他们的风格。
“扬州八怪”指的是金农、黄慎、汪士慎、郑燮、李、李方膺、高翔、罗聘八个画家。
以后《扬州八怪歌》里说的八怪是金农、黄慎、边寿民、郑燮、李、李方膺、高同翰、杨法等八个画家。
再以后，扬州八怪不止八个人，加入了闵贞，变成了九人。
中国近代画家黄宾虹认为八怪共有十个画家。
根据扬州人自己的说法，“八怪”就是奇奇怪怪的意思，与“八”的数字关系不大。所以“扬州八怪”，八人也好，九人也好，就是十人也好，反正他们是一些“怪”画家。
在扬州人的启发之下，一个叫俞剑华的说得比较合理，他在《中国绘画史》里认为，扬州八怪共有13个画家。他们多数爱画花鸟、梅竹，也有画人物和山水的。但对于花卉，他们没有人不擅长。
金农：浙江杭州人，但离开了美丽如画的杭州，过江到了扬州，并久在扬州。他毕生以“布衣”为乐，“布衣”就是平民百姓的意思。他没当过官，有好心人曾推举他为官，但他好言拒绝，不去做官。
不做官就难富贵，所以他一度生活极为贫困，给人画灯，托人代卖，但也解决不了生活大计。
可贫穷未能阻挡他好游历的性情，他曾先后到过各地漫游。他不说地名，而是按古代的称呼叫齐、鲁、燕、赵、秦、晋、楚、粤等等，饱览名山大川，考察各地的人情风俗，不像是个画家，倒像是个搞民俗研究的，当时的人都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他。
金农可真是“大器晚成”，他53岁才开始作画，72岁还能画得一幅好
画，写出一手好字来。
金农来不及学习精刻细画，于是，他的画用笔都是很简朴，着墨清淡，画起来速度也奇快。看他的画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的梅画得最有特色，别具一格，常有“野梅瘦鹤”的说法。
黄慎：家乡远在千里之外的福州，少年时家境也很贫穷，自然也是布衣一列。后来离家任其漂泊，终于漂到了扬州。然而，扬州虽美也不是黄金地。他依然贫穷，好在他有画画的一技之长，于是，不得已便卖画为生，这一画就画了几乎一辈子。
黄慎绘画，一开始用工笔细描，后来又变成粗笔挥写。他虽然不是和尚画家，但最喜欢画的是仙佛。不过，有时也画一些世间凡人，他有一幅画，叫《群乞图》，群乞之中有渔民有纤夫，与当时专画富贵人像的画家不同，也与一般喜爱《百鸟图》的山水花鸟画家不一样。
画人不如画鸟，黄慎的花鸟、草虫比人物图成就高。
他不爱兰花爱石榴，不爱孔雀爱鸡鸭。《溪鸭图》画的是柳溪之中，二只鸭子浮游水上。可细看画面，水在哪里？这就是画家把鸭子在水中动态画得极妙，出现虽不见画水而有水的效果。
真乃是“只画鱼儿不画水，此中亦自有波涛”。
书画不分家。黄慎会画画，狂草更妙。另加他诗作得好，所以，当时的人们都说，黄慎怀揣“三绝”。
郑燮：说郑燮大家不知道，其实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郑板桥。所以我们还是说郑板桥为好。
郑板桥是江苏兴化人，离扬州不远，后来到扬州寻找绘画之路，也是自然中的事。
他虽是声名很大，但幼年家境平常，是穷家的孩子。刻苦读书以后便中了乡间的秀才，后来又发奋努力，考了进士。学而优则仕，自然，他当了官，作了县令。
文人当官，不会心计，自然官运不长。郑板桥做官时，当地闹饥荒。他为民众申请赈济救灾。俗话说“官官相护”。那时哪有为官替民众说话的，为这，郑板桥得罪了地方大官，他也便“乌纱掷去不为官”了。
郑板桥弃官时，两袖清风，不得不长期在扬州街头卖画。
郑板桥既中过功名，也做过官，不过他却有一个与做官格格不入的性格，他什么事都有自己的看法，并且还毫不保留地说出来，固执己见地做出来，难怪不讨封建大官的欢喜。
不做官就去画画，郑板桥拿得起放得下。
人性难改，更何况不愿去改。郑板桥画画也是鼓吹个性，他常常对朋友说“不仙不佛不圣贤，笔墨之外有主张”，这个“不圣贤”就是不仿古；这“有主张”就是他的思想情绪了。
知道郑板桥的人，就一定知道郑板桥的画，他画得最好的是兰竹。他的兰竹一叶千金都无处买，叶叶苍劲绝伦。
不过，鸡蛋中挑骨头。郑板桥的兰竹虽好，但也有人挑出一点点毛病来，说是他的兰竹画全露其外，较少内美。这话也有一些道理。
还值得一提的是郑板桥的书法，他的书法也很别致，常常混杂使用篆书、隶书、行书、楷书，他还戏称这种书法叫“六分半”。别人戏称他的这种体是“乱石铺街”体。要是你看到那种大大小小整整斜斜的体，那就是郑板桥
的书法。
给郑板桥的画归归类，他的竹最多，其次是兰和石，但也画松画菊。
郑板桥是清代有名的画家。也是现今人们很喜欢的一位古代画家。
和郑板桥是老乡关系的李，也是扬州八怪之一。他和郑板桥是知己的关系。
他也作过官，但也触犯了权贵，自愿弃官为民。弃官后在扬州卖画，和郑板桥的遭遇差不多。
不过，他不像郑板桥那样想得开，他心中有气，无法发作，便有了一种“骑马看天”的态度，这“骑马看天”的态度就是有人讲的“玩世不恭”。
李的名声虽不如郑板桥，但也不能小看他，他甚至考入了清代的画院，做过一段时间的画院的学士，但他因为不愿接受画院的束缚，擅自退学离开了画院。
退学以后，他把在画院学的工笔画法抛置脑后，转画粗笔，任情挥洒，形成“水墨融成奇趣”的风格。
李方膺：又是一个傲岸不羁的人。他是江苏南通人，也当过县官，并触犯了权贵，不过他是被削官为民的，甚至一度还进了监狱。
李方膺最爱画梅，生平最喜欢的也是梅花，他爱看盛开的梅花，对未开的花蕾或凋谢的花朵也有兴趣，总是细细地观看。
他爱看梅花，但画的时候却有所选择，他总是“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这种严格的取舍态度值得颂扬。
汪士慎：无独有偶，汪士慎也酷爱梅。他是安徽画家，住在扬州，是一位“爱梅兼爱茶，啜茶日日写梅花”的画家。
看汪士慎的梅花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简枝出繁花，清妙多姿。
可惜，汪士慎晚年一只眼睛失明，世人都替他惋惜，可他毫不悲观，挥写自如。他还风趣地印了一枚印章，上有七个大字：尚留一目看梅花。
高翔：他是土生土长的扬州人，终生是布衣。他最崇拜的人是四大高僧的第一僧石涛。石涛死后，他每年春都去给石涛扫墓，从不间断，至到自己死去。行为非常感人，可见是个重情之人。
高翔崇拜石涛，崇拜人品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崇拜他的画，他常常对石涛的画仔细推敲，终于学来了他的恣纵笔意。
石涛画的主要是山水，高翔可是什么都画的画家，他不但画山水，也画花卉，还画一种与山水花鸟完全不同的画：肖像画。
众多花卉中，高翔画得最好的也是梅花，人们把他和金农、汪士慎和后来的罗聘合称为“画梅圣手”。
如果你去故宫博物院的话，那里就有他的一幅《山水轴》；如果你去上海博物馆，那里又有他的一幅《梅花图轴》。
扬州八怪的第八怪是罗聘。
罗聘：说来也巧，是八怪中的第一怪金农的学生。他还是四大高僧中的名僧弘仁的同乡，不过他出世时，弘仁已经去逝了。
罗聘20岁时拜金农为师，他学金农的画达到神似的地步。金农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叫罗聘代笔作画，以假充真，应付无聊文人。
罗聘有幸，曾三次到过京城，还带去了他作的《鬼趣图》，引起了不小的一场轰动。不会看人看乐趣，会看人就看出了罗聘是在讽刺社会的黑暗面。
“画梅圣手”的罗聘，画起梅来粗枝大杈，浓墨渲染，梅花的花蕊也特
别的繁密。他虽是金农的学生，并常常为金农代笔，但要区别他俩的画也不难，罗聘的画比起金农来笔力要稍稍厚重一些。
遗憾的是，罗聘的《鬼趣图》一直珍藏在香港，一般人很难看到真迹。见过这幅图的人说，画家用的是一种漫画手法描绘出一幅鬼怪的世界，说这幅画可以称得上是一幅古代的漫画杰作。
梅花是美，但蔷薇也别有意趣。罗聘闲来无事时也画蔷薇，他的蔷薇设色清淡雅洁，人们不自觉地便想去采摘，可罗聘又在画旁题了这样的诗句：“莫轻折，上有刺，伤我手，不可治，从来花面毒如此。”有趣又有意。
罗聘聪明，而且非同寻常，当时的人说他是“五分人材，五分鬼材”，“鬼材”就是人间难得之才，罗聘就有“五分”。
罗聘画梅，带动他一家都来画梅。他的妻子方婉仪梅画得不错，也小有名气；他的儿子允绍、允缵更是像他们的父亲，善于画梅。所以，他家在当时又有“画家梅派”之称。
说“扬州八怪”主要是以上八人，金农为首，罗聘续尾。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另有人还推出八怪以外的扬州画家，坚持说他们也属“八怪”之列，这样，我们还得介绍几位。
华喦：又叫布衣生，由此可见，他也是平民布衣一个。他是福建人，但长居扬州卖画为生，出名后的华喦，谁也想不到他曾经在造纸坊当过小徒工，他在景德镇为瓷器作过画。
他长住在扬州，又是按自己的意图去作画，自然地，很多人把他也算作“扬州八怪”之列。
他最拿手的画是花鸟画。最好的花鸟画要算是《松鼠啄栗图》。它很珍贵，所以现在收藏在故宫博物院里。
细看这幅画，画家匠心独运，他用干笔勾出松鼠皮毛真是毫发毕现。相对照的，他又用租笔勾染，画出了树干高枝。粗细、动静对比，更显出松鼠的小巧灵活。
他画花鸟也画人物。人物与环境并生。高高的雪峰下，一人一骆驼，旅行者仰望高空飞雁，天幕暗淡渺远，表现出荒漠的冷寂和旅人的情思。这就是他的著名的《天山积雪图》，真是，雪中有人，人眼有雪。
华喦以外，还有几位“准”八怪。他们是高凤翔、闵贞、边寿民和陈撰。
算来算去，“扬州八怪”共计13人。
回过头来，人们不禁要问，为何扬州会出现“八怪”？
我们说，“扬州八怪”出现在18世纪的清代。18世纪的扬州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它是江淮的重城，南北的枢纽。做生意的人来来往往，货物也是云集如山。最活跃的要数盐官盐商，他们忙忙碌碌，好不热闹。当时的扬州名副其实地是个富足兴旺的大商业城市。
物质享受有了，精神需要就显得日渐重要起来。歌舞之后，绘画便发达起来，据人们统计，扬州当时的画家就有559个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目。
这么多人画画，而且还在画下去，就证明，他们的画销路好，人们需求的多，这样又刺激了画家不停地作画。
所以，当时的画家们画画，主要还是为了赚钱，至于赚钱多少，那就要看各画家作画的水平如何了。
可是，如果画作得好，人们没钱买，画家站了一天的柜台也卖不出一张画，那么很多人就会另寻他路谋生了。
扬州当时出了那么多画家，是因为有人买画；而那么多的人有钱买画，也就证明扬州当时商业经济的发达。
所以，商业发达，为“扬州画派”的画家，准备了一块相当适合的土壤。那么，苏州当时也是商业发达的城市，有书统计说，苏州有画家更多，
共876人，可为什么“八怪”画家不是出现在苏州而是扬州呢？
这个问题问得有道理。
有人解释说，苏州虽然画家多，但这些画家集中了北方的官僚气和南方的地主气，要不就是正统呆板，要不就是拘谨俗气。尤其是当时统治苏州画坛的“娄东画派”和“虞山画派”都是皇家的正统画派，他们在苏州是根深蒂固，堡垒森严，其他画派别想插足，更不可能取而代之。
扬州也有正统的学院画派，他们就是美术史上称的“四王”，但他们的力量薄弱，所以从他们手中分得半壁江山不是很难的事。
于是，“扬州八怪”出现了，却没有什么“苏州八怪”。
既然“扬州八怪”同属一家、一流派，那么就该有一家一流派共同的特点。否则怎能成一家呢？
“扬州八怪”共同的特点，不多不少，有两个：
一是，“扬州八怪”有共同的社会地位。这共同的社会地位当然不是高地位，如果按少数服从多数的话，他们的地位是布衣。
首先看最年长的三位，金农、高翔、汪士慎，一生从未做过官，直来直去是布衣，靠卖画度日。
年轻一些的黄慎和罗聘没迈进官门半步，属于地道的布衣，过着“和葱和蒜，去卖街头的生活”，贫困无比。
要说做官，李、李方膺、高风翔、郑板桥做过，做的官不大，但都遭到贬官的下场，同样沦为布衣，过着“途穷卖画”的生活。
于是，相同的经历，使他们走到一起，使他们对生活抱着共同的态度：
对达官贵族、豪绅富商都非常不满。对平民百姓满怀同情之心。
据说，李丢官时，还特别画了一幅画叫《喜上梅梢图》来表示庆贺。更大胆的金农，他在一幅画竹图中题句说：“不补桃花三两枝，何须贵
人题恶诗。”骂得俏皮，骂得深刻，平民百姓都拍手称快。
以贫富来分贵贱，中国分了几千年，但“八怪”就是不服气，不平则鸣，郑板桥率先表态，他说“本是同根复同气，有何卑下有何高”。
还是郑板桥，他公开表示，我画兰、画竹、画石，不为你统治阶级和天下享乐的人，而是为了安慰天下的劳苦百姓。
相同的经历造成了相同的思想，这两“相同”像一根纽带，把他们紧紧连在一起，使他们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革新画派。
思想相同了，他们的画风也就不会差得很远。因此，他们的艺术观点，也有了共同的地方。这是其二。
“扬州八怪”画什么？正统画派“四王”都在画山水，统治者也都兴趣盎然地看山水，“扬州画派”就偏不画山水。他们除了画梅、兰、竹、菊，以示清高以外，还特别喜欢画一些市民生活和普通劳动者的生活，那些都是统治阶级所鄙视不屑的。
更有甚者，“八怪”们还画破墙、破盆、乞丐、纤夫、鬼趣、葱蒜、鱼虾、蜘蛛、哈蜊、蝼蚁等等，公开表示自己的反抗态度，确实使正统画派们大吃一惊。
说到“八怪”们都爱画梅、兰、竹、菊。有人说是为了用清高之物表示清高之情，有一定的道理；还有人说，原来扬州及其附近地区多产竹子，扬州人又特别爱好花木。至今的扬州人还保持着这个高雅的爱好。所以，“扬州八怪”们为投平民百姓的所好，专画百姓喜闻乐见的梅、竹、兰、石、菊。果然引起了扬州百姓的的共鸣。这种说法也有道理。
不管为什么，“八怪”的梅、竹、兰、石、菊画得最成功。“扬州八怪”能远扬四方，得归功于他们的梅、竹、兰、石、菊。后人说郑板桥就是说郑板桥的竹。
把“八怪”们并到一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经历相同，因而对事物的认识深度也差不多，没有特别不谙世事的人，也没有特别深奥玄思的人。于是乎，他们的画思想深度也就差不多在同一水平线上。
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这是“八怪”们共同的性格特点。他们比“四王”更有先见之明，认为山水画虽好，但已穷途末路，没有发展余地了，他们同声齐呼：要创新！于是他们从藩篱中走出来，给山水画迎头一击。为中国的绘画打开了一个新局面。
所以，我们看到了：皇帝讲究画马，黄慎偏要画驴；画院画家爱画帝王仕女，“八怪”画家偏要画乞丐、打莲花落的、耍花棒的、逃荒的、瞎眼的、鬼怪的
“扬州八怪”这样做，倒不是爱好相同的原因，而是一种明白无误的挑
战。
当然风格一样不等于画与画雷同，关起门来对内，他们又提倡发挥各自的特长，不互相追随，画梅四圣手各有各的画法，有繁枝见长，有疏枝取胜，也有介于不疏不繁之间的，各有特色，都声称自己不与他人同道。创新精神可喜可贺。
还有一点必须提醒读者们，“扬州八怪”不是画院出身，他们力求创新但不是瞎创乱创。他们不是世俗作画卖画的人，说具体点，他们都是文人画家。有人品、学问、才情、思想等四方面为证：
先说人品，他们孤高自傲，自有追求，但不自以为是，允许其他画派与它的共存，表现出文人的一种大度；另外，他们不犯趋炎附势的毛病，平平淡淡，自得其乐。
再说思想，他们力求异，不入画院，不做官，不画为统治者服务的画。
有自己的思想，走自己的路。由于他们的努力，中国绘画出现了新局面。
三说学问，他们怪异，但不是不学无术之徒，也没有哗众取宠之心，他们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能诗、能画、会书法、会治印，兼擅并长、缺一不可。他们这样说也这样做了，而且做的很好，当然，他们做得很辛苦，大劳其筋骨，用郑板桥的话来说，是“十丈长笺五斗墨，日短夜长继以烛”，话虽然风趣，但也有些辛酸。
四说才情，从他们的画风中，不难见到他们以自我创造为贵，以艺术趣味为贵，以自然流露为贵。
“扬州八怪”虽然怪，但怪得不失绘画修养。这就是我要特别说明的一
点。
若问“扬州八怪”在中国绘画史上的成就，答案是：他们为中国绘画艺术树起一面新的旗帜，功劳不可否认。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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