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文主要采取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以中央王朝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关系为叙述框架，以清代以降清水江北岸发生在瑶白、彦洞一系列的婚俗改革事件为切入点，力图在具体的现实与历史环境中，对清水江流域社会的权力阶序及其区域结构之变迁进行探讨。首先，本文以清初瑶白与彦洞“破姓开亲”与权力阶序的重建问题为起点，探讨地方社会婚俗变革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并对姑舅表婚的实质发表一些新的看法。其次，以清中期“咸同兵燹”与光绪年间的“定俗垂后”事件为讨论对象，探讨瑶白与彦洞两寨在“苗民”起义失败之后，面对来自中央王朝与周边侗家、汉人的压力，他们作出何种反应，并通过婚姻改革又如何调整既有的权力阶序及其人群关系。本章试图揭示的是：一方面，地方社会的权力阶序及其人群边界实践在这次事件中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其“舅公礼”、“还娘头”的种种新限定带来何种后果；另一方面，王朝国家的儒家伦理通过对舅公礼及还娘头的婚俗礼仪的界定如何见缝插针影响地方社会的结构运作及其文化表达，并成为地方社会权力关系变动的一种重要力量。复次，以鬼蛊信仰中的 “生鬼”及其建构问题为对象，探究地方社会通过对婚姻范畴的重新限定与执行如何生产出“生鬼”话语，其人群分类边界发生怎样的转变；王朝国家的象征权力如何在“生鬼”建构过程介入地方社会并实施影响，进而成为人们依凭的权力；瑶白等地方社会的权力阶序又呈现何种新的权力特点和结构层次，从而赋予这个社会结构多重的社会关联。很后，以瑶白“摆古”仪式为讨论对象，试图探讨瑶白、彦洞等婚俗改革及其生产的历史文化是如何进入当下，并影响当下苗疆社会对历史观念的界定、文化互动及其认同问题。具体言之，在当地人群强化认同、追忆历史的“摆古”节庆中，地方社会如何利用婚姻改革的相关事项及其文化习俗进行意义的操演，其仪式话语是如何确认和强化着因清代以来婚姻改革而生产出的权力格局、人群区界和具体的互动方式。制度化的婚俗和人群分类如何以历史记忆和社会记忆的形式得以延续，并深刻影响了当地人对历史的界定、认知与表述，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与社会活动的原则与意义，进而影响当下人们的实践活动、行动及其文化象征的意义安排，人们又在此过程中建构出何种新的文化意义并认同于此。书籍特色
本文主要采取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以中央王朝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关系为叙述框架，以清代以降清水江北岸发生在瑶白、彦洞一系列的婚俗改革事件为切入点，力图在具体的现实与历史环境中，对清水江流域社会的权力阶序及其区域结构之变迁进行探讨。本文主要采取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以中央王朝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关系为叙述框架，以清代以降清水江北岸发生在瑶白、彦洞一系列的婚俗改革事件为切入点，力图在具体的现实与历史环境中，对清水江流域社会的权力阶序及其区域结构之变迁进行探讨。首先，本文以清初瑶白与彦洞 破姓开亲 与权力阶序的重建问题为起点，探讨地方社会婚俗变革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并对姑舅表婚的实质发表一些新的看法。其次，以清中期 咸同兵燹 与光绪年间的 定俗垂后 事件为讨论对象，探讨瑶白与彦洞两寨在 苗民 起义失败之后，面对来自中央王朝与周边侗家、汉人的压力，他们作出何种反应，并通过婚姻改革又如何调整既有的权力阶序及其人群关系。本章试图揭示的是：一方面，地方社会的权力阶序及其人群边界实践在这次事件中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其 舅公礼 、 还娘头 的种种新限定带来何种后果；另一方面，王朝国家的儒家伦理通过对舅公礼及还娘头的婚俗礼仪的界定如何见缝插针影响地方社会的结构运作及其文化表达，并成为地方社会权力关系变动的一种重要力量。复次，以鬼蛊信仰中的 生鬼 及其建构问题为对象，探究地方社会通过对婚姻范畴的重新限定与执行如何生产出 生鬼 话语，其人群分类边界发生怎样的转变；王朝国家的象征权力如何在 生鬼 建构过程介入地方社会并实施影响，进而成为人们依凭的权力；瑶白等地方社会的权力阶序又呈现何种新的权力特点和结构层次，从而赋予这个社会结构多重的社会关联。*后，以瑶白 摆古 仪式为讨论对象，试图探讨瑶白、彦洞等婚俗改革及其生产的历史文化是如何进入当下，并影响当下苗疆社会对历史观念的界定、文化互动及其认同问题。具体言之，在当地人群强化认同、追忆历史的 摆古 节庆中，地方社会如何利用婚姻改革的相关事项及其文化习俗进行意义的操演，其仪式话语是如何确认和强化着因清代以来婚姻改革而生产出的权力格局、人群区界和具体的互动方式。制度化的婚俗和人群分类如何以历史记忆和社会记忆的形式得以延续，并深刻影响了当地人对历史的界定、认知与表述，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与社会活动的原则与意义，进而影响当下人们的实践活动、行动及其文化象征的意义安排，人们又在此过程中建构出何种新的文化意义并认同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