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具只眼探骊珠——评王运涛《中国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研究》-《中国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研究》书评

最近,我收到郑州广播电视大学王运涛先生寄赠的专著《中国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1月版,以下简称《传播研究》)。王运涛先生希望我能为他的专著写一篇书评。我读罢王运涛先生寄赠的专著《传播研究》,颇有'眼遇佳著分外明'之感,这本15万字的专著给我的深刻印象,以七字概括,就是'别具只眼探骊珠'。具体地说,这又主要表现为'三个独特':

 1.研究对象独特 此书的研究对象是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而又有所侧重。其贬谪文化研究以贬官文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经典文学传播研究以古典小说传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贬谪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贬官文学既是古代文学又是贬谪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具有忧愤之风,贬官文学、贬谪文化在这方面更具代表性。忧愤之风,这在古人的论述中已有所涉及,如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都有一些类似的说法,但这些仅是片言只语,不成系统。今人对此也予以关注,也有专著,如在《传播研究》之前已有尚永亮先生的专著《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问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但这与古代文学、古代文化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则还显得远远不够。传播学是于20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一门年轻的学科,引入中国也仅二十多年的时间。在中国,现在研究较多的是新闻传播学,已出版了不少专著,成为一门'显学',而艺术传播学的研究则是一个薄弱环节。《传播研究》将研究对象定位在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上,而且贬谪文化研究不局限于唐代,涉及范围有所拓宽,无疑,这些研究对象是独特的,并基本达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之要求。

2.写作视角独特

《传播研究》研究中国古代贬谪文化,兼采传统研究方法和当代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理论思维的长处,以揭示其生存方式和心态变化、人格变异、性格升华为归宿,向读者展示了中国贬谪文化的整体走向,揭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及其与人生苦难的关系。毋庸置疑,这一写作角度是独特的。而此书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以及文学思想、文学现象,做到了宏观研究与微观审视的有机结合,写作角度更为独特。书中对经典文学传承的人文精神及其表现、世代累积型作品的传播特征及传播模式、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动力等方面的论述,属于宏观研究的范畴;而对经典文学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及'三言二拍'传播特征的论述,既有微观审视,又在微观审视之中具有总体上的把握,可谓微观审视与宏观研究的有机结合。以《三国演义》的传播特征论述为例,《传播研究》首先解析了《三国演义》的五W模式,继而揭示了其传播学特征,最后予以小结。乍看,此处论述的仅是一部小说,似乎属于微观审视的范畴,其实不然,其微观审视之中含有宏观研究的成分。仅从五W模式的解析中便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这五W模式的解析包括'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每种分析又不局限于一时一地,因而,既有横向上的广度,又有纵向上的深度,达到微观审视与宏观研究的有机结合。

3.学术价值独特

沈阳师范大学的曹萌教授在为《传播研究》所作的序中认为,该书'对于建设文学传播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既可以为文学传播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研究范式,也可检验和丰富传播学基本理论与方法、标志了文学传播学学科的独立存在,同时,站在传播学立场重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价值,可刷新今人的'古代文学'观念,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我以为,曹萌教授对此书学术价值的审视是准确而到位的。《传播研究》,并非在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方面炒作新名词、术语,而是以作者独到的感悟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传播作独特的解析,因而,对中国文学传播学的构建具有推动之力。在此之前,文学传播学从属于艺术传播学,正如当年美学从属于哲学一般。《传播研究》通过对经典文学传播的演绎,为文学传播学的构建提供了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模式,有助于文学传播学从艺术传播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因而,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博大精深,其研究尤其是传播学研究大有文章可做,譬如,可以就断代的文学作品及其传播予以研究,也可以就某种文学题材或者体裁的形成、发展及其传播予以研究,等等。我期望此书作者王运涛先生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能一如既往地别具只眼地去骊海探珠,撰写出《传播研究》的姊妹篇,形成系列著作,为继承传统文化、建设先进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简介:

王美春(1955-)男,江苏南通市人,南通市人口计生委宣传教育处处长,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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