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看过这本书，不知道她的人生/写作道路如此波折；如果没有见过她本人，即使已古稀之年，不知道她如此翩然和坚定。从20世纪80年代看了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电影《望乡》起，山崎朋子这个名字就始终没有忘记过，纵使有许多作者作品纷至沓来，她的名字总是隐居一侧。
2006年7月的一天，在日本外务省一间会议室里见到她。橘色麻编帽子，桂圆黄立领麻质外套，褐黄条纹宽腿裤，内衬白衬衫，一条白腰带将上衣下裳浑然一体，亦然橘色的包，橘色的耳环，长发拢成一缕斜披左耳畔，淡茶色眼镜，得体的妆容，有力的步子，挺直的背，走进门来甚至掠起了风，哪里有一丝74岁老者的影子。她说起20多年前去中国的情景，要求深入到农村基层采访的强烈愿望，希望了解中国老百姓对日本人的真实想法，'当时很少有去农村的日本人，当地人用非常含蓄的眼光看我'，朋子女士似乎还沉浸在回忆中，九十年代再到中国，可以自由采访没有限制的变化了的中国使她感到欣慰和温暖。
山崎朋子以纪实文学作品闻世，尤其关注近代日本(包括亚洲)底层女性的命运，为此她进行大量实地的细致采访，资料研究工作，也因此她的作品经得起岁月的考验。1973年出版的《山打根八号娼馆'底层女性史序章》(即《望乡》)至今让人念念不忘，该著也奠定了她作为报告文学作家和女性史研究家的地位。
然而，山崎朋子最初的梦想却是做一名演员。
在她的自传《通往〈望乡〉之路》(2004年4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里，真切叙述了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出生于福井县的她，父亲是海军军官，少时父亲在演习中身亡，身为长女却不受母亲喜爱，上过两年大学，做过小学教师，后来终于离开闭塞的家乡，来到举目无亲的东京，一边做摄影模特，一边在咖啡馆打工，一边还学习俄语，努力坚定，渴望做一名演员。26岁时遇到自私残忍的男子，因不愿与之继续交往被刀割脸部，伤口多达十多道，以其时的医疗条件伤痕将难以消失。梦想破灭后的她，奋力走出心理低谷，以'伤痕也是自己的一部分'的坦然重新开始新生活。打工之余，依然学习不断，相遇在日朝鲜进步青年，并与之恋爱结婚，但却因担心自己的日本人身份给他的进步事业带来障碍，选择主动离开，与此同时，朋子对文学艺术的关注日益浓郁，她在艺术咖啡馆做解说员，参加文艺青年的团体活动，并因此与后来成为他丈夫的儿童文化史家笙一郎相识相恋。两人结合后，合作写作，组织亚洲女性交流史研究会，出会刊，从一个三四人的同仁组织，慢慢地有了社会影响，自此，朋子四处采访，勤奋写作，真正走上了女性史研究和创作的道路。虽然，她脸上的伤口还在，她还保持着包头巾的习惯，她走路的姿势有时还头朝下'曾经在意人们看到面部伤口，但那些伤口早已成为她人生的层层历练。
一个女孩，努力、不放弃，成长成一个丰富坚定的女人。山崎朋子的自传，让人强烈感受到她在人生各种际遇面前的那种坚强。她是一个非常重视精神追求/沟通的女人，在爱情的选择中，精神层面的共通是她唯一的标准，物质生活的清贫从来不是男女相恋的障碍，无论朝鲜进步青年光泽还是后来的笙一郎，他们当时都是生存维艰，但精神上的沟通和支持带来了生活和事业的共同收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笙一郎，他不同于一般的日本男子，除自己写作儿童文化著作外，还带孩子，做家务，积极支持朋子的采访写作，使山崎朋子充分挥洒出生命的潜能，展现出丰饶的生命质地，实现人生的梦想。是男人和女人的相互护持，成就了一个女人的丰厚人生。所以，是什么主义者真的是不重要的，也不必为了主义而标榜，重要的是一个女人找到自己精神发展的可能途径。独自摸索固然令人敬佩，相互激励诚是人生佳缘。
自传中山崎朋子写道:'按照我丈夫的话说，我的人生虽然算不上惊涛骇浪，也算是波澜不断的。我的人生确实是沉浮激烈，然而不是被不幸拖垮，而是从中学习，以一种永远向上的心情生存，坚定地一步一步走下去，这就是一种幸福。'
重新打开存在电脑里的东京合影，朋子女士长发捋在左耳的样子正是她自述一直以来喜爱的发型，自传里的几张照片，在自家创办的研究会前的，1975年采访途中在上野车站的，皆然。那天，看到她一身橙色系装扮，如此洒脱帅气活力，点亮久已期待的心情，以至于我们会后逛商厦，都说'要买山崎朋子那样的衣服'。现在读了自传，恍然，想起会议结束后走廊里她精神抖擞的背影，那仿佛总在采访途中的脚步，正是山崎朋子的精神气质啊。正如她诉说自传写作的缘起:'在我写的《山打根八号娼馆》中毫不隐瞒地记录了一位海外卖春的南洋姐阿崎婆的一生，'为了回应阿崎婆的洁净与坚韧，我想我应该把自己的人生旅途毫无矫饰地写出来。'
有了洁净和坚韧，哪怕曾经遭遇种种磨难，终至拥有了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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