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沉默所以我还活着——维赛尔和他的《夜》-《夜》书评

　　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作见证的社会里，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便成为培养公民人格和发挥公民作用的重要内容
　　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赛尔以意第绪语写成的自传体作品《夜》，已被翻译成三十余种语言，第一个英文译本是1960年出版的，今年年初又推出了由维赛尔的妻子亲自翻译的新英文版，受到各方重视。
　　维赛尔出版了四十多本著作，《夜》是这些著作的核心。维赛尔的贡献不只体现为文学创作的成就，更体现在站出来为纳粹集中营的受难幸存者向世界'作见证'的道德勇气和社会行动。维赛尔的名字因此与'幸存者'和'见证'连在了一起。
　　遗忘和死亡
　　《夜》被不同的读者称为个人回忆、自传叙述、虚构性自传、非虚构小说或人性记录。但从根本上说，它是维赛尔自己所说的那种'见证'。
　　《夜》是纳粹集中营里的15岁少年埃利对个人体验所作的简要叙述。他用一种卡夫卡式的清澈观察，把读者带入一个怪诞的世界，让读者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面前，不能不惊愕地睁开眼睛。尽管他并不对大屠杀事件本身作出评说，但我们却可以听到他那种'作见证'的声音。维赛尔说过，'《夜》里面的那个孩子，他说孩子的故事，年龄太大了。'故事中的那个'我'几乎一下子就从孩子变成了老人。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跌入一个沉默恐怖的茫茫黑夜。从熟悉的人间世界进入恐怖的死亡世界，是一个噩梦旅程。在这个旅程中，'我'不仅见证了父亲的肉体死亡，而且也见证了自己的灵魂死亡。
　　苦难模糊人的意识，在极端的恐惧和暴力之下，人的整个身心都被求生意识所占据，当埃利和其他犹太人在冰天雪地中被押上从一个集中营向另一个集中营转移的'死亡之旅'时，他和所有其他犹太人一样，想到的只是如何活下去。埃利的同伴扎尔曼倒在地上，被后面的人踩死了，'我很快就忘了他。我又开始想我自己的事情。'
　　埃利对父亲的记忆交织着一种自然的忘却和努力的记忆。在这里，记忆几乎成为一种对人的自然忘却的抵抗。在布肯瓦德集中营，埃利的父亲得了恶性痢疾死了，没有人为纪念他而祷告，也没有人为他点燃蜡烛。极度疲倦的埃利一觉醒来，记起自己还有一个父亲，'我甚至流不出眼泪。在我生命的深处，在我那已经衰弱不堪的良心角落里，我也许还能搜寻到一点什么'那就是，我到底自由啦?'埃利是带着罪恶记起自己当时的感觉的，父亲死了，埃利在最沉重的时候反倒觉得轻松。埃利这个见证文学的主角既不是殉难英雄，也不是反抗者。他是人性灾难的受害者，不仅是因为他遭受了身心的残害，而且也是因为他自己的人性也在一点一点丧失。
　　被苦难扭曲的人性
　　在见证文学中，客观事实和对事实的主观感知通过'象征'糅合在一起，对于维赛尔，'夜'就是起这种关键作用的象征。夜代表的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力，一个充满恐怖和残忍的世界。夜是一个因为难以想象而变得怪异、反常和非理性的世界。当一个人能够接受夜的合理性，把夜接受为正常秩序的时候，他也就成为这个黑暗世界的一部分了。
　　夜带来恐惧，也带来放纵。在押解犯人的牲口车厢里，漆黑一团，青年人相互调情，大家都因为别人看不见而随处大小便。到了奥斯维辛，最黑暗的夜降临了。埃利和其他犹太犯人走过一排烟囱，茫然不知所措，'我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僵住了。这真是一场噩梦吗？一场不可想象的噩梦？'
　　在死亡、暴力和恐惧的黑暗中，不只是纳粹，就连犹太人对待犹太人也充满了不人道，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父子这种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开始变得残忍和无情。受难者可怕的人性堕落发生在去布肯瓦德集中营的牲口车厢里。有人往车厢里投进一块面包，看里面的犯人相互争抢取乐。埃利看到一位老人抢到了一小块面包，就在老人要把面包放进嘴里的时候，有人向他扑来，一面打他，一面抢那块面包。老人叫喊道，'迈尔，迈尔，我的儿啊，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爸爸啊?'你弄痛了我，'你要害死你爸爸了?我抢到了一些面包，'给你也抢了一点，'你也有的'但是儿子急不可待地从父亲手里夺去了面包，父亲瘫倒在地，发出微弱的声音，死了。就在儿子开始吞食面包的时候，另外两个人向他扑来，别的人又再扑过来。埃利眼前的景象是，'当人群散开时，我旁边躺着两具尸体，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
　　埃利看到的是坏儿子，而不是坏父亲，是因为在观察和回想中投射着他自己的罪感。虽然他没有做出抛弃和残害父亲的事情来，但他心里明白，他并不比那些犯有罪行的儿子好到哪里去。
　　噩梦世界中的死灵魂
　　在集中营，埃利眼见父亲受到监工的虐待。父亲腹绞痛，低声下气地问工头厕所在哪里。那工头随手就是一棍子，把父亲打得像牲口一样手脚并用往回爬。埃利根本没有想到要出来帮助父亲，只是僵直地站在那里，不敢出声。恐惧改变了他的人生价值。
　　又有一次，父亲被工头用铁棍打了个半死。埃利责怪的居然是他的父亲，'我一动不动地从头看到尾。我一声不响，我只是在想，怎样才能把父亲引开，我自己才不至于挨打。不只如此，我当时生气，不是为工头，而是为我父亲。我生父亲的气，怪他不懂得避开气头上
　　的监工。集中营的生活把我
　　变成了这个样子。'
　　对于这个15岁的少年，求生的意识取代了任何别的意识，怜悯、同情、愤怒、怨恨，统统成为多余的感情。
　　人不再能把持自己，人甚至再也认不出自己，这就是噩梦世界。当布肯瓦德集中营最后被美军解放的时候，埃利和别的犹太人完全没有欢欣鼓舞的感觉，只是直奔食品存放处，'我们想的只有这个。不是报仇，不是自己的家人，只是面包。就是在吃饱了以后，还是没有一个人想到报仇。'
　　为苦难作见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现作见证的意愿，不仅需要见证者有表述能力和对其他受害者的责任心，而且还要有愿意对受害者付出同情心的公众，要有允许受害者说话的社会环境。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作见证的社会里，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便成为培养公民人格和发挥公民作用的重要内容。有了'作见证'的意识、愿望和行动，各种人道灾难和大大小小社会非正义事件的受害者才不至于永远生活在屈辱的沉默之中。他们也才有可能像维赛尔那样告诉这个世界，'我不沉默，所以我还活着。'（据《南方周末》徐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