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新小说《启蒙时代》中，王安忆以精细而锐利的手术刀，解剖和描述了1967至1968年底，南昌、陈卓然、海鸥等几个干部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的成长故事。对父辈的拷问、如饥似渴汲取各种知识、盘根错节的家庭关系、爱情的疼痛、友谊的内核、惨痛的死亡都一一呈现。小说是王安忆对'父与子'关系的一个延续性探讨，也是对上海这个时尚化都市气质的精雕细刻。以下缩编自小说第一章，有较大删节。
革命主角
1967年和1968年的冬春之交，南昌他们来到了这个市区中学的操场上，骑着自行车。这所中学坐落的街区上，有着许多梧桐树，落了叶，裸出壮硕的枝叉，在空中交错伸展。日光就从上面照下来，投在地上疏阔的影。南昌他们一行自行车，就是从这影里驶过来的。
南昌他们几个，都在这城市边缘或者郊区的寄宿中学就读，那大多是高等院校的附属中学，全市范围内排名前列，高分才能录取，同时呢，缘于某种政策，也适度收录了这城市里所谓高级干部的子女，南昌他们就属于这类学生。他们原先是有些屈抑的，由于成绩算不上最优等，生活习惯比较简朴，甚至于，说话还带乡土口音，因为方才从老家出来不久，或者家中有一位山东老奶奶。当然，他们也带来新的格调，比如，说普通话的风气，这些学校不流行沪语与他们有些关系。他们的被服用品多半出自军需和供给制度，朴素里就捎带有特权的意思了。但总的来说，他们声色平平，一直等到1966年夏天，这场革命起来，突然间他们成了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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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某一天里，他们这些人齐刷刷地穿上了军装，显见得是父亲的旧军装，领口有军衔领章的印记，洗白的布面，肥大的腰身和裤管，拦腰系一根皴了皱的牛皮带，臂膀上套着红袖章，上书'红卫兵'三个大字。此时，尚无派无别，'红卫兵'天下一家，像南昌他们理所当然子承父业，带领起革命的潮流。平时不打眼的黄巴巴的小脸，骤然间容光焕发，个头都长了，也正巧是发育的年龄，精神受了鼓动，长势就蓬勃。他们一个个变得能说会道，而且言语风趣，连表情也生动起来。他们成了校园里的著名人物，辩论、批判、斗争、大字报，都由他们发起。就像一种遗传的禀赋，他们似乎个个是天生的政治家，把得住革命的脉搏，当然，也得天独厚，预先了解动向。每个学校都是这伙人起事的，提出的口号也差不多，运动的方式也差不多，所以，这无政府主义的时代，就好像有组织有计划地来临。很快，他们就将运动推广到校际之间。这些人，彼此好像是亲戚，又好像同属教派中的一门，一旦见面，只需言语几个回合，就对上口令，认识了。于是，这支军绿色的队伍很快汇合起来，到8月18日那天，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这里的红卫兵也从大街小巷往人民广场奔腾，真的是滚滚的'铁流'。
乾坤颠倒
然而，这辉煌的一刻转瞬间成了历史，乾坤颠倒，他们的父母成了革命的对象。于是，热情变为愤怒，但依旧保持着同样的激越。他们加入进大串联的人流，却是这盲动的人流中清醒的警眼。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北上，去到政治中心首都，希望在那里找到答案。可是，茫茫北京城，答案在哪里呢？
他们去到那些国家部委里，看见他们所寻找的叔叔伯伯的名字，被七颠八倒地写在大字报上。倘若竟能够找到叔叔伯伯的家，又大多是空巢，小孩子都不知上哪里去了。但是，他们也不是完全一无所获，他们带回了一个组织的名字，就是'联动'。
至多是两个月，更甚三个月之后，他们中的几个就被公安机关拘捕了。这段日子，被他们机密地称作'红色恐怖'。很奇怪的，这个危险时期没有让他们消沉，反而一驱而散前阶段的失意心情，甚至从某种方面来说，他们更满意目下的处境。这样的处境更合乎革命的特质、造反的特质。他们骑着自行车'此时，他们也有了自行车，军装洗得更白，撤了皮带，头发推短，他们的面容显得坚毅，目光深邃，流露出革命转向低潮时的警觉表情，这一切都表明着阅历，他们成长起来了。就是这时候，南昌他们去往市区这所区级重点中学。
小兔子
他们来到这里是应小兔子的邀请。像小兔子这样的干部子弟，在这学校里也有，却是呈分散状态，再有，怎么说？似乎已经被'小市民'同化了。这所中学在区里排名第一，事实上，却收取有相当数量市级重点分数线上的学生，那多是出身自不纯成分家庭，比如工商业主、具有某种历史问题、社会关系复杂等等，体现出阶级社会的特性。也因此，这所学校就有了一种中产阶级的气息。学生穿着整齐，甚而至于摩登、肤色白皙、态度矜持，表明着生活的安稳优渥，同时也表明他们所在阶层的保守。当小兔子引来这一帮人物，鸠占雀巢似地占据了操场中心，他们的旧军服、军靴、自行车，黑黢黢的脸嘻笑开来，露出的雪白牙齿，这一切无疑都焕发出昂扬的风范，包含有开放、青春、时代感，还有权力。相形之下，这学校的学生不由显得孱弱了，他们很自觉地退到操场边上。阳光非常清澈，而且在逐渐加强，他们跨骑在自行车上，偶尔移动一下。只有小兔子，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就是说坐在后车架上，脚伸向前去够住踏脚，缓缓蹬着，在他们中间穿行。他处在发育期，纤细的身躯拉得更长而且柔软。他长了一张清秀的鹅蛋脸，甚至有些甜美，此刻温驯地微笑着，他就真的像一只小兔子。他的气质似与那一伙人很不同，是不是濡染了这学校的风气？然而，事实上，那一伙人要仔细追究的，也各不相同。
孤独的南昌
南昌的父亲原是华东局干部，任一名高级领导的秘书，曾跟随去往中央工作。不久，这名领导却因涉入一起分裂事件，清除出党，他便也调离回上海。此时，华东局已撤销，他的组织人事关系落在市属机关，保留了原先的级别，但是个虚职，事实上，已是赋闲。其时，他方才三十六七岁，正值当年，政治和事业上却均无前途可言，心情是消沉的。他家住在虹口一幢公寓楼房内，是日本占领时期为本国侨民造的住宅，开间比较逼仄，楼层也较低矮，光线就暗了。
南昌他排行第三，上面是年龄长出一截的两个姐姐，与他自然就有了隔阂；底下倒是兄弟，年龄也贴近，却是一对双胞胎，形影不离，不免就将他排斥了；再下面又是一溜丫头片子，又小，与南昌更不沾边了。还由于南昌是家中第一个男孩子，且是在相对安定的1951年出生，一直在父母身边生活，不像两个大的，最初是寄养在山东老百姓家里，后面一些的呢，也是一会儿托给这，一会儿托给那。父母在北京工作时，带去身边的唯一的孩子就是他。但即便是在父母身边，他也不见得就与父母亲近了多少，他们没有时间，似乎更没有心思在他身上，他甚至是比那些不和父母一起，却和兄弟姐妹一起的孩子更要孤独。所以，南昌的幼年直至稍长成的少年，其实是在一种危险的自闭状态中过来的。幸运的是，就像方才说的，文化大革命初起，将这少年人的精神世界突然开启了。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初，还是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南昌的父亲都没有受到激烈的冲击。这意味着受到某种保护，同时也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早就告以结束。有一阵子，父亲甚至开始教鹩哥第二句旋律。听父亲用口哨吹出完整的一曲，南昌才了解鹩哥那一句旋律的出处，是一首质朴的山歌，是父亲家乡的民谣吗？这段时间并不长，很快地，父亲放弃了对鹩哥的教授，重又阴郁下来。倒不是对安全产生什么疑虑，而是那种阴郁是整体性的，相当牢固，只可能因为暂时的条件舒缓一下，结果还是要回进阴郁中去。无论父亲那一时的轻松，还是长期的阴沉，都使南昌不满，觉得和革命的气氛不符。父亲的形象就像一个隐士。这样，南昌对父亲的心情就变得复杂了。一方面，他是因为父亲，才获有革命嫡系的身份；另一方面，父亲又将他与时代隔开了。
这段日子，倒是他们家人聚首最多的日子。学校里停课，孩子们大多回了家。父亲在孩子心目中，无疑是一位资深革命家。父亲的级别，在这城市的地位，他们从小得到的待遇，都标明了这点。而事实上，父亲的阅历、工作、处境以及心情，都是他们从未想过要去了解的。
他终究是不喜欢他的家的，他比其他兄弟姐妹更不喜欢他的家，因为更能体会家里的消极空气。当其他兄弟姐妹以骄傲的口吻谈论父亲的事业时，他脸上便露出讥诮的微笑，这就使他与父亲相像起来。在这一对父子身上，都有着一种类似无政府主义者的抑郁性格。但是，文化革命的狂飙涤荡了少年一代的身心，它焕发了青春的激动，南昌的视野一下子明亮起来。他比正常时期更少回家了。学生宿舍已被改造成战地指挥所的样子，撤去一些双层床，从教室搬来一些课桌椅，在房间中央拼起来，铺上一面红卫兵战旗，门上贴了'红卫兵司令部'的字样。他们就在里边开会、部署，还有起居。
父子对话
在初冬第一场寒流来临，暴冷的天气里，南昌从学校回家取冬衣。这是一个上班日的下午，他没料想父亲会在家中，而其他的兄弟姐妹又都不在，于是，可说是前所未有，父子俩进行了一场谈话。父亲问他在做什么？他对'做什么'的说法感到不舒服，觉出其中的轻视，出于反抗的心理，他不免态度倨傲，回答说：运动正在关键时刻。言语中也有一种轻视，轻视父亲置身于时代洪流的岸边。父亲接着问：什么关键时刻？他的回答是四个字：生死存亡。父亲又问：谁的生死存亡？党和人民！他回答，心里不由生起恼怒。父亲肩上披一件黑呢大衣，戴一顶同是黑呢的鸭舌帽，怀里很古怪地抱一个热水袋。这个中年男人白皙纤长的手指揉捏着热水袋，热水袋的橘红色胶皮因为陈旧而分外柔软。南昌忽觉着，父亲看上去很像一个托派分子。
他急于结束谈话好离开去，可是，结果是他更加滔滔不绝。他谈到形势的危急，不仅在中国，而且是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的阵营内部和外围，无产阶级的人类理想如何迷失方向。父亲专注听着，陡地插一句道：无产阶级的人类理想是什么？他极快地接口说：解放全人类，然后又补充一句：无产阶级首先要解放自己！怎么解放？父亲又问。他又一次生出恼怒的心情，但就好像被什么推着走似地，他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述剩余价值理论。他渐渐被自己的雄辩陶醉了，沉浸在其中。突然间，书柜角上鸟笼内的鹩哥尖锐地唱出那句旋律，他嘎然而止，鹩哥就像吓了一跳，也止住了。父亲依然保持着倾听的姿态，可他想不起来方才说的什么了。当他终于走出父亲的房间，差一点叫地上的旅行包绊倒，这才想起方才翻箱倒柜拿好的冬衣，他一把提起，逃跑似地出了公寓。
他那个家啊！在南昌意识的深处，其实一直怀疑在革命的名义之下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内容，只是时代潮流使然，他不由自主地放大了革命的名义。离家越远，南昌的胸襟越开阔，到了城市边缘，天地空旷，风也浩荡起来。南昌的脸色变得明朗，他从阴影中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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