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荷兰皇帝威立姆,因为不爱讲话,得了个外号叫'Silent(沉默)'。其时佐临正在英国留学,同样不爱讲话,于是被称为威立姆'赛伦特'黄。佐临回国后,曾戏称密友舞美大家孙浩然为K.P(磕巴) ,K.P也不示弱,反称佐临为P.K(闭口)。笔者未能有幸目睹佐临风采,倒与佐临的女儿黄蜀芹、外孙郑大圣有过一面之缘,感觉他们都是特别善于沉默的人,似乎足以反证佐临的这个外号真正是'名符其实'。
不爱讲话的佐临进了一个以讲话为生的行业'其实他蛮可以继续保持沉默。从英国回来后,他进了英系企业亚细亚石油公司,做一个不顾也不问的顾问,月薪白银600两。凭这个数字,用今天的词语,几乎可以称为'打工皇帝',而且还是个清闲皇帝!公司给佐临配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他把它布置成书房,书架上桌子上到处摆满了戏剧方面的书不说,保险柜里还锁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禁书。于是,除了出去教课(他在一间中学里义务教英文),他就在办公室里读莎士比亚和世界戏剧史。读着读着,逍遥皇帝不做了,他再一次来到英国,真正投入了这个以讲话为生的行业'戏剧。
冥冥中召唤佐临的也许是他的幽默感。初到英国的时候,学校组织迎新晚会,佐临上台表演了一个'中国戏法':他左手拿个苹果,右手拿顶帽子,上得台来,先问下面谁能把苹果放在帽子下面给它变没了?台下自然无人应声,佐临于是三口两口把苹果吃掉,然后把帽子往头上一扣,摊开双手说:'没了。'可别小看这么简单的表演,伯明翰大学的校长为此专门上台与佐临握手,以示鼓励!正是有了这个第一次登台,才有了后来的无数次。
不仅善于创造幽默,佐临显然还善于讲幽默故事,薄薄一册《往事点滴》(上海书店出版社),令人会心一笑者俯拾皆是:李健吾在台上抽雪茄,本想吐几口烟圈玩回帅,谁知才抽一口就醉了(也不知道给弄的什么烟叶),赶紧下台来,让剧务叫车回家。剧务叫来三轮车,大声说:'快点,送太原路上海殡仪馆。'车夫愣在原地不敢动,不知车上人是死是活,可他没想到,李家是在殡仪馆旁边!佐临导演的《大马戏团》上演,为求逼真效果,专门到跑马厅租了一匹白马。白马上台转一圈,费时不过一分半钟,却要租金十元。该戏主演石挥,戏份特重,从头演到尾需四个多小时,收入却远远低于十元。石挥因此在报上写了篇'随感',悲叹人不如马。谁知拿着高薪的马儿又耍开了情绪,一到女主人公与马分别的悲情时刻,它肯定准时撒起马尿,不是一场如此,而是场场如此。剧组给它挂个铅桶上台,它尿声更大,最后不得已,只好给它五花大绑,缠上'尿布'上场。
不过幽默只是佐临戏剧的冰山之一角。作为一个不爱说话的导演,佐临有自己独特的深沉'他对世界戏剧'三大体系'的划分,对中国戏剧的理论和实践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在1962年的广州会议上,佐临提出'写意戏剧观',汲取了以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三位大师代表的戏剧精髓,力求创造能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的戏剧样式。他以一句大白话讲清了三位大师的区别,并且表达了自己的戏剧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相信第四堵墙,布莱希特要推翻第四堵墙,而对于梅兰芳,这堵墙根本不存在,用不着推翻。'自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应在舞台与观众之间砌上第四堵墙,演员应该'当众孤独'以来,这种戏剧观就一直一统天下。佐临'写意戏剧观'的提出不啻于一场地震,彻底推翻了现代戏剧一百多年的传统。老舍听完佐临的话,对曹禺说:'别看他平时不说话,今天一下子都说出来了,够本儿。'
1978年,阿瑟米勒首次访问中国,在北京由曹禺接待。曹禺问他:'你是美国的剧作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还好,在上海接待的佐临对他的戏很熟悉,宾主相谈甚欢。临走,米勒亲手把剧本《炼狱》交给佐临,请求他来导演中文版。1981年,佐临将其改名为《萨姆勒的女巫》,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演。刚走出文革的中国观众想不到美国也有冤假错案,反响异常热烈,连演五十多场,仍然一票难求。观众频频写信给他,抒发自己的感慨,'决不能让历史重演!'
大师是多面体,幽默和深沉表现的是黄佐临的两面,他还有更多的内涵值得我们去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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