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归宿》以翔实的公益基金会案例表明,那种将贫富截然对立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在经济学的古典时代,分工与合作是在同一个视野内考虑的。在严格的法律框架下,分工带来专业化及竞争,决出的胜负通常被认为是比较公平的。而除了决胜负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双方的合作可以创造出更好的结果。公益基金会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如斯密思想背后的宗教情怀一样,公益基金会也得益于宗教思想在世俗世界的回响。凯洛格(凯洛格基金会创始人)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我希望天赐给我以大笔财富能够用于帮助别人,而我可能被认为是一名忠实的管家。'富人认为自己的财富来自于上帝的恩赐,同时上帝也告诫他们,一旦拥有了财富和荣誉,就有责任帮助不幸的'兄弟',为改善社会做出贡献。
除了宗教情怀,富人成立公益基金会的动力主要来自高昂的税收'基金会可以享受税收减免。不过,对政府而言,虽然总税收可能由此减少,但为提供公共物品所需要的花费也会减少,并且降低了资金误用的可能性,提高了公益事业的效率。
效率原则不仅适用于积累财富,也适用于使用财富。比起赚钱,花钱甚至更需要智慧。《财富的归宿》显示,美国的现代公益基金会在教育、科学研究、文化艺术、可持续发展、帮助弱势群体、缓解种族矛盾等方面多管齐下,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很多时候,基金会甚至会先于政府采取切实行动,形成基金会一马当先,其他配套措施随后跟进的局面。这的确比单纯捐助更有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极大改善了公益项目的效率,在客观上增进了社会的福利。
作者不仅关注了美国公益基金会事业,更为可贵的是,还借重版之机加入了对中国公益事业的描写。尽管美国基金会在中国也有不少项目,但是,像茅于轼的小额贷款项目、田惠平的'星星雨'教育、廖晓义的'北京地球村'等等,这些着眼于'授人以渔'的本土资源更加难能可贵,他们开启了未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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