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中山音乐堂里看一出'原生态'的歌舞演出，看着看着，同伴凑近说：你看她们，眼睛里都是汉化了的神情。我于是定睛观望：确实。那些眼里缺了一种'野'，而是亭亭玉立在舞台上该有的'得当'。那也许便是杨义多年前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依据：倘若中国的文学版图仅仅由'得当'的汉族文学、汉族文化支撑，而一概视蛮夷戎狄、匈奴满洲而不见；中国文学，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将何来'醍醐灌顶'、'拈花微笑'（两个词语都来自佛教文化）呢？
两年前广州人最有情结的西湖花市要拆迁到'非中心'地段，岭南人的抵抗，让广州人大最终也叫停了这次转移。
北京的老城胡同拆迁就没那么幸运了。近年来持续引发争议，城市记忆与开发、'城镇化'进程打上了架。
杨义写道，正如当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之间，多民族形成过程的二重性，'不打不交'。民族性的版图交汇，带来了文化的互渗；多样性、兼容性的'互文'（intertextuality）。而发生在当下的这种'打'法，至少现在令人看不见其交集、乃至友好。何时才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呢？今天我们有'版图交汇'时代为参照，为教训，'打'的过程本应尽可能缩减。
可见，要重绘的不仅是文学的地图。
岭南人的'我有一个梦想'
作者开笔写地图之神阿特拉斯（Atlas）：'脚踏地理空间，头顶青天'，他意喻一个多维度的文学史叙说。就好比文学版图也分出个二、三、四、五环路吧，'新北京'的构成，有长安街的红墙琉璃，也有SOHO的简约新颖；四五环上古时的田垄、粮仓、墓地，都要参与扩展下一个新城市的构建，彼时风貌一样嵌入历史砖瓦中。从空间思维看，渐分出个四环以外'住宅区'（uptown）、三环内'商品区'（downtown）来的北京城，没了'边缘活力'，便甚是残缺了。
杨义虽在《通释》里分了多个目录：各自释义'重绘地图'与'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与'图志学'的干系；但读下来，每一个'学'说都多少以占了全国60%的'边缘的活力'为主角。加之读着读着，熟悉的语感便让我起了'疑心'，一查证，果真：作者是'蛮夷'的后代―――岭南人。一个本身是'边缘人'（沿用作者对中原之外的文化的'边缘'统称）身份的学者，对于结合江河源文明与边疆文明，合绘出'汉学书面文学史'之外一幅完整的'地图'，有天然而切肤的需求吧。
中原文化、二环路要维持其权威性、官方地位，在不断往严密发展的过程中，同时在走向僵化、模式化。又打个比方：语言在全国范围内，以端庄的'普通话'为中心，于是便牺牲拉拉杂杂一串'边缘的活力'―――3700种地方方言中，那些灵巧、温婉、泼辣、滑稽的音语。杨义为之焦急的'口传'文学，因而会断了子孙根―――也许早就断了。这样，就算一个20世纪比过去的两千年里创作出了更多的文学作品，也不大值得骄傲吧。由此看来，《南方都市报》的'白话广州'版面，实在大快尤其是我辈岭南人后代的心。
醉态
《通释》中，杨义一边写'自外而不见外'、'起于俗、成于雅'；一边要结束简单套用西方经验的习惯。作者要重绘地图的其一重要因素，便是看不惯历来在中国文学的授业解惑顺序中，全照了西方'文体四分法'，逐个对号入座放进'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篮子中。而全然忽视：中国文学精神内核的特色'大文学观'。所以他发明了一个'醉态思维'、'醉态盛唐'来盖上他人套在李白身上的'浪漫主义'。
作者自己也有醉态。
在文化样式中，他唯独强调了文学的图志学，即把文学与图画的通感好好地梳理了一番。其实，值得相互映照而成'文化文本'的何止是文学与图画呢。《通释》里也提到了，像60万字的《格萨尔》，今人是靠唱出来的。音乐与文学便告成双成对。要单说能与文学'互文'的便值得拉拉扯扯上各种艺术形态。
不消说，而若要用上'数集'的思维，这种文化学上的互渗性就多不胜数了。
还有，这本《通释》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