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托的《另一条道路》为我们解读崔英杰事件提供了最好的经济学模型：第一，崔英杰是典型的非正规经济人群，他的烤羊肉串小摊违背了北京市的城市管理条例；第二，崔英杰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自己转变成有产阶级，他只是一个创业者，他应该拥有在这座城市里自由创业的一切权力；第三，崔英杰最大的敌人，显然不是那位被他杀死的李姓城管副队长，崔的敌人，是这座城市的市容管理条例，是法律；第四，社会的分野把崔英杰强行划分到了无资源、无福利的穷人阶层，这种划分是与生俱来的，短时期内我们还看不到这种现状有所缓解的迹象；第五，国家的重商主义倾向强化了贸易顺差和外汇积累，间接地剥夺了崔英杰的部分创业机会，并减少了崔英杰们的收入水平。
如此局面下，崔英杰的悲剧似乎就是一个必然。也就是在这里，《另一条道路》的价值才得到前所未有的凸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穷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就是为自己、也为后代谋求安定而繁荣的生活。那些宛如天上的星星一样多的穷人，背井离乡，向着城市进发，他们选择的道路是市场化的、自主性的，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的管理者、立法者，我们是站在国家重商主义的角度，站在利益集团的角度，去拒绝崔英杰们的来临，还是张开双臂，去为他们改良或者创造出合适的法律体系和经济体制，并最终实现他们的愿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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