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危局的心神俱疲和历史的必然命运
' 评'极端的清醒与极端的困惑：晚清有个李鸿章'
'李华新
'首先审明使用'极端'是不科学的，也不是史学家用笔。
'因为评价李鸿章我们首先是客观，因为不管是谁都无法超越历史；其次个人的作用是与一国的经济政治实力相关的，俗话说，弱国我外交；再次，即使慈禧太后不修圆明园，我们在甲午海战就会是另外的一个局面吗？
'内外交困是晚清的一个真正的现实，即使有所谓的短暂的'中兴之治'但是也无法掩盖晚清王朝的历史必然走向。
'笔者以为只有客观的来分析晚清的历史现实，才能客观的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一个以喜剧的方式进入世界，却以悲剧终场的命运的宠儿。说他是命运的宠儿，是因为上天在铸造李鸿章的时候，充分彰显了人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神秘性。我写作李鸿章的动机却是非常明确的，那源于清醒和困惑的交织'一种极端的清醒，也是一种极端的困惑。这种困惑与清醒是相联系的，更是相融合的。它不仅仅是对李鸿章本身的困惑和清醒，是对中国文化的困惑与清醒，同时也是对于世界以及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困惑与清醒。
'在这种前提下，整个社会运转到了一定时期，必然失去一种方向感，社会不可避免地跌入一种停顿和恍惚的状态。当数百年后，人们在分析这段历史的时候，可以这样说：鸦片战争打破了这样的状态，这样的战争，迟早是要发生的，即使不是发生在1840年，也会发生在不远的日子里；它不是由鸦片引起的，必定是由另外一种方式引起的。从这一点上来说，鸦片战争的确带有不可避免的宿命意味。
'因为自己专业的缘故，对于近现代史的理解比别人便多了些禁忌，也是因为自己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中体西用'的问题，在开始定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只是觉得它对于当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一定现实借鉴意义的。当我走进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却发现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当年在评价李鸿章的时，其实就是拿捏不准的。作为普通人对于李鸿章的认识似乎就是来自那部叫做《甲午风云》的电影。作为一个卖国贼投降派的李鸿章，似乎应该是要注定被定在耻辱柱上的。可是多少知道一点中国的历史的人们就会发现，如果是没有李鸿章的话，那么中国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是否就不会签订了呢？或是说，假如没有李鸿章的斡旋，那么中国的外交是就不会有割地赔款的情景发生呢？
'中国日本几乎是同时几乎进行改革，但是近代的日本崛起了，大清帝国确是无可晚会的没落了。本书的特点是发现了一些以往不被人主意的细节，这些是属于个人的，也是属于历史的。
'书中，李鸿章曾经与日本驻北京公使森有礼有一次对话，那是1875年12月的一天，森有礼到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主题是就朝鲜局势问题交换意见。席间二人谈起日本明治维新，谈及了各自国家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李鸿章与森有礼一番对话，书里的描述用了很客观的方式展现。
'李鸿章与森有礼的对话，从服装入手，谈到了古今之变的根本。李鸿章的思想在对话中暴露无遗。就李鸿章而言，他所承认的西方的进步只限定在军器、铁路、电信以及其他器械上，这是他处心积虑想学习和拿来的。至于西方其他的东西，包括服装，李鸿章似乎一点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落后，也不想去改变。一个人往往就是这样，思想容易改变，习惯却难根除，而在很多时候，习惯和思想又联系在一起，不分彼此。在李鸿章的习惯和思想中，还是潜伏"唯我独尊"意识的。或者说，在李鸿章看来，西洋的文化与枪炮之间是没有关联的，它们完全可以割裂开来。洋务派们为洋务运动定位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的口号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彻底的因素，也有着投机意味。所谓"体"，就是他们不承认自己的政体已经落伍，根本不想在这一方面改变，在他们眼中，似乎这个落后的、呆板的、腐朽的政体与近代化所创造的"器用"并不矛盾。殊不知，在一个腐朽、专制、低效的政治制度下，怎么会有健康发展的近代化呢？一切都是空中楼阁，烟雨水榭。
'其实晚清的历史，是封建的中国走没落的必然的趋势，而这些是谁也无法靠自己的一己之力可以解决的。
因为这样的认识，使得李鸿章洋务运动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在学习中缺乏深入的精神，浅尝辄止，以小聪明来揣测大智慧，以器用来否定根本。由于理解力上的薄弱以及方式上的小聪明，洋务运动走的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捷径，整个社会没有按照西方的模式实行市场化，广大的民间力量被忽略，这也使得洋务运动成为国家机器的游戏，背离了广大的民间力量，洋务运动就宛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郭嵩焘曾经就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的方式这样评价："西人富强之业，诚不越矿务及汽轮舟车数者，然其致富强，固自有在。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其源由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以成国家磐石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郭嵩焘曾经将他的想法告诉过李鸿章。不知道李鸿章听后有什么反应，但想必也是一声长叹吧。聪明的李鸿章可能是想撇开"深挖洞，广积粮"的方式去走一条致富的捷径吧，但这样一意孤行的走法，步入的，却是一座奈何桥。这样的增强国力的方式就像一记险招，甚至几近于赌博，但李鸿章就是想当一回这样的赌徒，来为这个泱泱的东方大国作最后一搏！
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建立在贫穷的国民之上的，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建立在苍白的精神之上的。李鸿章一直想走一条先强国，而后民富的捷径，这样的捷径在无情的规律面前，只会仓皇地败下阵来。李鸿章在这一点的愚笨是有着传统的，因为我们的传统是"君为重，民为轻"、"民为微，国为大"。在华夏这个文明古国中，这种最简单的错误方式，就那样本末倒置，悬挂了五千年。
不管怎么样，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对于中国的意义是重大的。这样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中国在科技和现代化上的尝试，而且，重要的是通过尝试让人们的精神和认识得到了改变和提高。正因为李鸿章们的洋务运动的努力，西方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了中国，使得中国向着引用西方技术方面稍稍地前进了一点。社会发展总是由点点滴滴的积累而成的，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造就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风流人物；而不断派出的童子留学，也造就了第一批经过训练的人才和一些具有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开端，都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前行。李鸿章所做的一切就像那条固执延伸的铁路，铁路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便利和快捷，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一声长鸣震惊了这一块古老的土地，使得无数人从千年沉睡中醒来。
'此外在最近的阅读中人们还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就是究竟洋务运动使用了清帝国多少银子，这些银两能否支付的起是清帝国振兴的
'李鸿章还是有韬略的。腹中，应该有一个广袤的世界吧。李鸿章所处的是怎样一个时代呢，万物将倾，天翻地覆，对于一般人来说，面对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变迁，早就会乱了方阵。但李鸿章没有。数千年大厦将倾，反而使李鸿章有了更坚毅的目标，那就是兢兢业业，克己复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尽人事，听天命，并且力挽危局于不倒。这样的行为本身，可以看作是这块土地巨大的能量，也是这种文化岿然不倒的根本所在。
'对于李鸿章的了解是不能抛开历史背景和他所处时代的局限的，因为历史人物在伟大也无法脱离当时的历史情景和氛围，我们现在在评论晚清人物的时候，是站在当下来进行的，实际上的情形并非是和我们现在的眼光一样能够达到现在的评价高度的，而且人们对一历史本身的再认识也是需要来进行来进行不断完善的。
'看看晚清政府因为战争失败的赔款，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中英《南京条约》到1894中日甲午战争前的半个世纪中，清廷与各列强共签订了172个不平等的条约，其中涉及到巨大的赔款、仅《南京条约》、《北京条约》规定的赔款就达三千多万两白银；加上《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六亿七千万两白银的赔款，截至到1911年的赔款总额为七亿两白银；为镇压民变而形成的庞大仅是凯子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有数字统计，在1896到1911年就有653民变，而期间的用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的军事开支，其费用在晚清的才军费开支中就有八亿五千万两。
'在晚清的70年的时间里，按照年的财政收入在三千万两左右计算，它的财政的总收入为二十一亿三千万两。而'对外的赔款为七亿两，约占33％；对内的军费开支为八亿两，约占40%，两项相加为73％。而用于兴办军工企业的开支，在1866年至1904年不过才四千六百零二万两白银。由此可以看出，财政的严重不足，也是严重制约限制了洋务运动。
'此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是中国没有现代化的人才，当西方开始崛起的时候，中国社会依然是用科举考试的方式来选取人才。当时中国第一位肩负出使西方使命的大臣郭嵩涛，他个人的悲剧，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的落伍。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那些主张举行洋务运动的朝廷有位之士，无论如何是无法挽救这个即将灭亡的大国命运的。在我们对郭嵩涛与只有武夫之勇的僧格林沁搭配一起到天津护卫京城使命的时候，也是的确无法承担如此大任的。而那次的天津失守直接导致的八国联军的长驱直入大清京城后，而致使造成的火烧圆明园的悲剧，从这一点看来也的确的令人惋惜的。
'因此在我了解到当时晚清的千疮百孔的局面下，我们就会为那些兴办洋务的清朝官员的远见和勇气，发出钦佩。而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李鸿章则是一个苦撑危局的关键人物。
'（济南'李华新）
' 评'极端的清醒与极端的困惑：晚清有个李鸿章'
'李华新
'首先审明使用'极端'是不科学的，也不是史学家用笔。
'因为评价李鸿章我们首先是客观，因为不管是谁都无法超越历史；其次个人的作用是与一国的经济政治实力相关的，俗话说，弱国我外交；再次，即使慈禧太后不修圆明园，我们在甲午海战就会是另外的一个局面吗？
'内外交困是晚清的一个真正的现实，即使有所谓的短暂的'中兴之治'但是也无法掩盖晚清王朝的历史必然走向。
'笔者以为只有客观的来分析晚清的历史现实，才能客观的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一个以喜剧的方式进入世界，却以悲剧终场的命运的宠儿。说他是命运的宠儿，是因为上天在铸造李鸿章的时候，充分彰显了人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神秘性。我写作李鸿章的动机却是非常明确的，那源于清醒和困惑的交织'一种极端的清醒，也是一种极端的困惑。这种困惑与清醒是相联系的，更是相融合的。它不仅仅是对李鸿章本身的困惑和清醒，是对中国文化的困惑与清醒，同时也是对于世界以及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困惑与清醒。
'在这种前提下，整个社会运转到了一定时期，必然失去一种方向感，社会不可避免地跌入一种停顿和恍惚的状态。当数百年后，人们在分析这段历史的时候，可以这样说：鸦片战争打破了这样的状态，这样的战争，迟早是要发生的，即使不是发生在1840年，也会发生在不远的日子里；它不是由鸦片引起的，必定是由另外一种方式引起的。从这一点上来说，鸦片战争的确带有不可避免的宿命意味。
'因为自己专业的缘故，对于近现代史的理解比别人便多了些禁忌，也是因为自己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中体西用'的问题，在开始定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只是觉得它对于当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一定现实借鉴意义的。当我走进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却发现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当年在评价李鸿章的时，其实就是拿捏不准的。作为普通人对于李鸿章的认识似乎就是来自那部叫做《甲午风云》的电影。作为一个卖国贼投降派的李鸿章，似乎应该是要注定被定在耻辱柱上的。可是多少知道一点中国的历史的人们就会发现，如果是没有李鸿章的话，那么中国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是否就不会签订了呢？或是说，假如没有李鸿章的斡旋，那么中国的外交是就不会有割地赔款的情景发生呢？
'中国日本几乎是同时几乎进行改革，但是近代的日本崛起了，大清帝国确是无可晚会的没落了。本书的特点是发现了一些以往不被人主意的细节，这些是属于个人的，也是属于历史的。
'书中，李鸿章曾经与日本驻北京公使森有礼有一次对话，那是1875年12月的一天，森有礼到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主题是就朝鲜局势问题交换意见。席间二人谈起日本明治维新，谈及了各自国家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李鸿章与森有礼一番对话，书里的描述用了很客观的方式展现。
'李鸿章与森有礼的对话，从服装入手，谈到了古今之变的根本。李鸿章的思想在对话中暴露无遗。就李鸿章而言，他所承认的西方的进步只限定在军器、铁路、电信以及其他器械上，这是他处心积虑想学习和拿来的。至于西方其他的东西，包括服装，李鸿章似乎一点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落后，也不想去改变。一个人往往就是这样，思想容易改变，习惯却难根除，而在很多时候，习惯和思想又联系在一起，不分彼此。在李鸿章的习惯和思想中，还是潜伏"唯我独尊"意识的。或者说，在李鸿章看来，西洋的文化与枪炮之间是没有关联的，它们完全可以割裂开来。洋务派们为洋务运动定位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的口号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彻底的因素，也有着投机意味。所谓"体"，就是他们不承认自己的政体已经落伍，根本不想在这一方面改变，在他们眼中，似乎这个落后的、呆板的、腐朽的政体与近代化所创造的"器用"并不矛盾。殊不知，在一个腐朽、专制、低效的政治制度下，怎么会有健康发展的近代化呢？一切都是空中楼阁，烟雨水榭。
'其实晚清的历史，是封建的中国走没落的必然的趋势，而这些是谁也无法靠自己的一己之力可以解决的。
因为这样的认识，使得李鸿章洋务运动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在学习中缺乏深入的精神，浅尝辄止，以小聪明来揣测大智慧，以器用来否定根本。由于理解力上的薄弱以及方式上的小聪明，洋务运动走的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捷径，整个社会没有按照西方的模式实行市场化，广大的民间力量被忽略，这也使得洋务运动成为国家机器的游戏，背离了广大的民间力量，洋务运动就宛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郭嵩焘曾经就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的方式这样评价："西人富强之业，诚不越矿务及汽轮舟车数者，然其致富强，固自有在。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其源由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以成国家磐石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郭嵩焘曾经将他的想法告诉过李鸿章。不知道李鸿章听后有什么反应，但想必也是一声长叹吧。聪明的李鸿章可能是想撇开"深挖洞，广积粮"的方式去走一条致富的捷径吧，但这样一意孤行的走法，步入的，却是一座奈何桥。这样的增强国力的方式就像一记险招，甚至几近于赌博，但李鸿章就是想当一回这样的赌徒，来为这个泱泱的东方大国作最后一搏！
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建立在贫穷的国民之上的，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建立在苍白的精神之上的。李鸿章一直想走一条先强国，而后民富的捷径，这样的捷径在无情的规律面前，只会仓皇地败下阵来。李鸿章在这一点的愚笨是有着传统的，因为我们的传统是"君为重，民为轻"、"民为微，国为大"。在华夏这个文明古国中，这种最简单的错误方式，就那样本末倒置，悬挂了五千年。
不管怎么样，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对于中国的意义是重大的。这样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中国在科技和现代化上的尝试，而且，重要的是通过尝试让人们的精神和认识得到了改变和提高。正因为李鸿章们的洋务运动的努力，西方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了中国，使得中国向着引用西方技术方面稍稍地前进了一点。社会发展总是由点点滴滴的积累而成的，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造就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风流人物；而不断派出的童子留学，也造就了第一批经过训练的人才和一些具有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开端，都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前行。李鸿章所做的一切就像那条固执延伸的铁路，铁路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便利和快捷，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一声长鸣震惊了这一块古老的土地，使得无数人从千年沉睡中醒来。
'此外在最近的阅读中人们还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就是究竟洋务运动使用了清帝国多少银子，这些银两能否支付的起是清帝国振兴的
'李鸿章还是有韬略的。腹中，应该有一个广袤的世界吧。李鸿章所处的是怎样一个时代呢，万物将倾，天翻地覆，对于一般人来说，面对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变迁，早就会乱了方阵。但李鸿章没有。数千年大厦将倾，反而使李鸿章有了更坚毅的目标，那就是兢兢业业，克己复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尽人事，听天命，并且力挽危局于不倒。这样的行为本身，可以看作是这块土地巨大的能量，也是这种文化岿然不倒的根本所在。
'对于李鸿章的了解是不能抛开历史背景和他所处时代的局限的，因为历史人物在伟大也无法脱离当时的历史情景和氛围，我们现在在评论晚清人物的时候，是站在当下来进行的，实际上的情形并非是和我们现在的眼光一样能够达到现在的评价高度的，而且人们对一历史本身的再认识也是需要来进行来进行不断完善的。
'看看晚清政府因为战争失败的赔款，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中英《南京条约》到1894中日甲午战争前的半个世纪中，清廷与各列强共签订了172个不平等的条约，其中涉及到巨大的赔款、仅《南京条约》、《北京条约》规定的赔款就达三千多万两白银；加上《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六亿七千万两白银的赔款，截至到1911年的赔款总额为七亿两白银；为镇压民变而形成的庞大仅是凯子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有数字统计，在1896到1911年就有653民变，而期间的用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的军事开支，其费用在晚清的才军费开支中就有八亿五千万两。
'在晚清的70年的时间里，按照年的财政收入在三千万两左右计算，它的财政的总收入为二十一亿三千万两。而'对外的赔款为七亿两，约占33％；对内的军费开支为八亿两，约占40%，两项相加为73％。而用于兴办军工企业的开支，在1866年至1904年不过才四千六百零二万两白银。由此可以看出，财政的严重不足，也是严重制约限制了洋务运动。
'此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是中国没有现代化的人才，当西方开始崛起的时候，中国社会依然是用科举考试的方式来选取人才。当时中国第一位肩负出使西方使命的大臣郭嵩涛，他个人的悲剧，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的落伍。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那些主张举行洋务运动的朝廷有位之士，无论如何是无法挽救这个即将灭亡的大国命运的。在我们对郭嵩涛与只有武夫之勇的僧格林沁搭配一起到天津护卫京城使命的时候，也是的确无法承担如此大任的。而那次的天津失守直接导致的八国联军的长驱直入大清京城后，而致使造成的火烧圆明园的悲剧，从这一点看来也的确的令人惋惜的。
'因此在我了解到当时晚清的千疮百孔的局面下，我们就会为那些兴办洋务的清朝官员的远见和勇气，发出钦佩。而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李鸿章则是一个苦撑危局的关键人物。
'（济南'李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