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写徐悲鸿的,大抵分为三类人:亲属,学生,学者。突然有了另一类的人,既非血缘,又无承传,居然也斗胆碰这位大师级的人物。作家傅宁军写的《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就让读者有些意外惊喜,因为拉开时间的距离,给纯客观的视角提供了可能,无私者无畏也。
在众多描绘徐悲鸿生平的书籍中,此书副标题曰'寻踪',显然是贴切的。不是传统意义的传记,而是报告文学,着实给作者树立了一根标杆,至少你得走出书斋,扑下身子,瞪大眼睛,不放过先人的每一个脚印,而且左顾右盼,你突然发现,你要找的人并没走远,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作者是清醒的,'大海捞针'似的遍访海峡两岸、欧亚大陆,凭借踏实的脚步交出了一份答卷,如书所言'拨开岁月尘埃,还原历史真相'。
其实,在今人的心目,徐悲鸿已经如同一个文化符号,具备了一种象征意义,似乎总有'革命'与'人民'的光环将其环绕。作者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发问,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徐悲鸿?为什么徐悲鸿在新中国诞生时已是一代大师,以往却总是回避徐悲鸿生存与成长的时代,以及与之交往的民国人物?徐悲鸿去世至今,又有哪些与之有关的人与事?这就突破了既定的思维定势,将一个大师视为一个文化现象,重新加以审视。
于是我们看到,随着作者锲而不舍地'寻踪',以往被忽略或被边缘化的人物与事件,在历史喧嚣的潮水中逐渐浮现,得以详尽地描述出来,证实徐悲鸿的成功并非一种偶然:人生的启蒙老师父亲徐达章,不乏中西渊博学识的康有为,聘请徐悲鸿到北大任职的蔡元培,为其争取留学名额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在法国相识的江苏同乡周恩来,后来与徐悲鸿有君子之交的李宗仁,甚至是'夺妻之恨'的党国部长张道藩,许多顶级大师与风云人物,都对徐悲鸿产生过深刻影响,并与之碰撞、磨砺。
诚然,当人们关注政治家、军事家的同时,把目光投向艺术家,是一种盛世的景观。一个民族文化的高度,恰恰是由文化名人所支撑的。作者带我们穿透岁月尘埃走近的先贤,是一位卓尔不群的艺术先驱,一位从太湖乡村走向世界的文化巨星,也是一个关于艺术与人生的纷繁话题。别以为今人比先人时尚,徐悲鸿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可谓近代中国的时尚一族:离家出走、私奔、最早的留洋学生、大学堂教授'民族贫弱的刺激、学习西方的理想、现代美术教育的实践'时代、个体、责任、命运'徐悲鸿几乎沟连着一部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他的名字背后有跨越世纪的丰厚内涵。
作者'寻踪'不乏令人难忘的亮点,不只表现了徐悲鸿在绘画乃至艺术领域的探求与贡献,也记录了这位大师在时代转型期的努力与困惑。当年投入新生活的热情,固然鼓舞了一代人,但极左思想的伤害,殃及无辜者甚多,包括徐悲鸿,以及对徐悲鸿有成见的人。对徐悲鸿有微词的党委书记,在反右运动中落马;向徐悲鸿传达党组织声音的进步学生,居然日后打成了'反革命';被徐悲鸿画像的骑兵英雄,却遭受不白之冤'
这也就形成了此书可贵之处,作者所报告的'寻踪',是一个走入史册的徐悲鸿,也是一个活在现实的徐悲鸿。秉笔直书,不遮不掩,反思一个时代的局限,徐悲鸿不再是一个既定的模糊概念,长袖善舞,亦坚持准则,自有他的人格价值与时代趋向,魅力无穷,回味无穷。
读者完全有理由知道徐悲鸿的情感世界,作者不想回避,就得面临一种挑战。既然描述徐悲鸿的一生,你就逃不脱这一个话题的'寻踪',如实地写出他的婚姻与恋情,无疑有助于人们对于徐悲鸿的整体认识。蒋碧微、孙多慈和廖静文,徐悲鸿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她们与徐悲鸿有过怎样的真实故事?作者处理得恰到好处,得益于冷静客观的态度,更得益于占有的大量史料。蒋碧微和廖静文都写过徐悲鸿,在作者看来,她们笔下的徐悲鸿是真实可信的,而且并不矛盾。一个是血气方刚的才华青年徐悲鸿,另一个是稳重宽厚的画坛宗师徐悲鸿,只不过是在徐悲鸿不同的人生阶段罢了。这种独家说法别人闻所未闻,源于作者的考证,拓宽了我们的思索空间。
这部报告文学书稿在《中国作家》首发时,题为《悲鸿:未报告的报告》,编辑的眼光是挺独到的。作者写徐悲鸿,不仅写了生前,而且写了身后。述说的是一个已为人所知的徐悲鸿,更是一个仍鲜为人知的徐悲鸿,扎实,立体,富于原创性,逼近真实的历史画面,从而揭示一个中国文化人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的意义所在。当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更名《吞吐大荒》,出自徐悲鸿生前撰写的书法条幅,四个字挥洒出徐悲鸿的气度与胸襟。一部'寻踪之作',能在最后找到'吞吐大荒'当座标,也算功德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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