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爱是永恒的主题之一，弘扬爱的精神，传播爱的底蕴成为许多作家精神上孜孜以求的最终归宿。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不得不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学感到深深的自卑：漫漫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学，不是如同《楚辞》这样文笔优美但却谋求政治赏识的'媚权'文字，就是浩浩荡荡帝王家谱的'二十四史'；我们的传统文化不会关注最基本的人性，我们引以为荣的像《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四大名著'当中，满篇写的其实是一个词'权谋'。从上个世纪开始国人一直对没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耿耿于怀，甚至在无尽的失望之中把原因归结于翻译的水平问题。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老舍在被提名后可惜瑞典诺贝尔评选委员会连其人是否还活着都确定不了，只好在听说一名法国记者说'好象是死了'以后授予日本的川端康成。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当时老舍被提名的作品并不是《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字，而是一篇名不见经传的《猫城记》。评选委员会认为这篇作品通过动物的描写弘扬了人类之爱。于此余杰在《摆脱'一无所有'》之中得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才是最伟大的文学'它在生活本身的戏剧性已经超过了文学的时刻，向生活发出了不妥协的挑战。'我想，索尔认尼琴的道路，也许正是下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之一。'而且，余杰乐观地说，'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条道路上以一颗平常心坚韧地走下去，那么，在下个世纪我们获得的将不仅仅是诺贝尔奖，而且将是整个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生机焕发。'诚若此，国人岂不幸甚？
读余杰《压伤的芦苇》给人最大的印象仍然是作者要求国人对'文革'表示深刻的忏悔和反思时毫不妥协的立场。书中有一篇《山田君的忏悔》，作者一针见血的指出，'其实，中国与日本一样也是一个极其缺乏忏悔精神的民族。'中国人当然有权利指责日本人的不忏悔，可是中国人自己何尝又有过忏悔呢？同胞对同胞的杀戮、同胞对同胞的残害、同胞对同胞的欺骗，几千年来何尝少呢？'对此我们可以同德国做一个比较，德国总理勃兰特在访问以色列的时候，对着犹太死难者纪念碑下跪的那个瞬间，仍然久久的定格在世界人民的心中。相比日本，德国的忏悔无疑是一种全民的忏悔。对于中国、日本，因为缺少忏悔，因而个别'民族败类'本来理所当然的忏悔就感动的我们热泪盈眶。'文革'岁月已经渐渐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因为大家避而不谈因而不为人知的名词，我们在谴责日本右翼势力篡改教科书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意识到，我们正在做着一件愚化后代的行为？'什么时候，我们不再为山田君的忏悔而感动；什么时候，中国与日本就真正成了'一衣带水'的邻邦。什么时候，我们不再为摩罗的忏悔而感动；什么时候，我们就真正远离了邪恶而趋近了善良。'余杰在文章的末尾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多么希望，当爱逆流而上的时候，这一刻离我们不再那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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