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确定性的寻求》中,杜威批评经验主义的'旁观者知识模式',根据这个模式,基本感觉提供了经验的坚实基础。事实上,经验的获得,只有通过与一个行为期待有可能与之遭遇的实在的互动,才有可能。出于这个理由,实在不是通过感官的接受性而揭示的,而是以一种建构主义的方式在筹划和施行有赢有输的行动的情境之中被揭示的。对象不是独立于有意施行的行动的受控结果之外而被'感受的'。科学实验的意义就在这里。另一方面,杜威批评经验主义伦理学,因为后者把价值判断归结为情绪、态度或选择。杜威相信,价值判断是具有认知内容的。根据他的看法,对于值得赞扬的东西和值得欲求的东西的判断,对一个其目标我们有可能追求的实践蕴含着一些后果,而这些判断之所以获得客观性,就是因为它们关联着对于这些结果的自觉意识。
由于这些观点,杜威同时却无法满足年轻一代的日益增长的理论要求。在美国的一些大[哲学]系,相当时期内他是一条'死狗'[eintoterHund]。1979年,理查德'罗蒂(R.Rorty)把杜威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相提并论,称其为'本世纪三位最重要哲学家'之一;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上述局面才得以改变。与美国不同,在德国,杜威就连在过去当中也显然没有一席之地-除了在教育学领域,以及盖仑的人类学中。当然,舍勒在其知识社会学中对实用主义的一些重要议题有所涉及。然而,他坚守不同形式的知识具有高低等级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借助于'支配'或'施行'的认识-对杜威来说是唯一算数的认识-始终是屈居于借助于'教化'[Bildung]和'拯救'的认识之下的。舍勒本人是柏拉图主义的典型;柏拉图主义满足于通过逃往观念领域这种形而上学替代物来满足确定性的寻求。观念论把静观奉为哲学家的上天之路。而杜威则认为,这样就错过了我们实际上有可能得到的唯一的确定性。对一个充满风险的环境进行理智的支配,只有沿着实际的应对途径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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