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drik在这篇文章中从非常一般性的层次阐述了他对增长战略（实际上也是发展战略）的看法，体现了深刻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末主流经济学家在经济增长政策上形成了一个原则性的共识'华盛顿共识。但是奇怪的是，根据华盛顿共识按部就班的俄罗斯等许多国家失败了，没有根据华盛顿共识采取政策的东亚国家却蓬勃发展。在这个背景下，作者重新回顾了North关于经济制度不可生搬硬套的金玉良言。作者区分了经济发展的原则和具体的制度安排的区别。原则可以对应于许多不同的制度安排。原来，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只不过是一些制度安排的集合，如果把这些当作根本原则的话，那么就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本末倒置的国家当然发展不好。作者在这篇文章中的贡献在于他从几个经验事实出发提出了自己对经济增长战略的理论。作者把经济增长战略分为两种：一种是点燃经济增长的战略；另一种是维持经济增长的战略。作者认为，点燃经济增长不难，难在维持经济增长。前者可以用投资去拉一拉；后者却要靠制度建设。
我想，作者在文章中提出的经济增长战略的理论根本不是什么新玩意。中国自古就有唐太宗和魏征关于'创业'和'守成'的讨论。到现在，其实有很多中国人可以说得比作者深刻。但是不同之处是，我们国内许多人仅仅当作茶余饭后谈话的内容，在作者手里被当作严肃的学术问题来讨论。这种对学术的认真的追求是国内的许多所谓的经济学家缺乏的。
经济发展一定有许多原则要坚持。比如产权必须被很好地保护起来。这些原则在任何国家都是要坚持的。但是这些原则如何具体化到可以操作的政策，用来指导政策制定呢？原则和实现原则的形式之间有一段鸿沟在！整篇文章读完之后，我发现，作者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构架一座横贯两岸的桥梁。用中国古代哲学常用的词汇来概括，作者探讨的是本末之间的转化关系。经济发展的原则就是本；具体的制度安排是末。因为一个'本'可以有多个'末'，事情就复杂起来。
经济学家可以给政策制定者提出原则性的东西，但是这还不够。因为原则性的东西，稍微开明一点的政策制定者都知道。政策制定者更加需要具体点的建议。如何把这些原则转化为政策？所以，问题的关键很清楚：从本到末之间的转化有什么特点，需要遵循哪些规律？抛开一切先验理论，直面现象。经济发展往往在波动，过热的时候需要抑制，衰退的时候需要刺激。这些短期的政策往往很有效。但是没有持久性。比如中国这几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但是我们不能长期依靠积极财政政策。要完善整个经济运行的宏观制度结构，才能维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在刺激经济增长的时候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看到政府缺陷的存在，于是放松管制，类似于邓小平92年的南巡讲话；一种是看到市场缺陷的存在，于是政府主动投资或补贴某些工程或企业，类似于这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前种途径是政府少做点事情；后种途径是政府多做点事情。可以总结说，后者实行的时候，如果政府不廉洁，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问题是当政府要刺激经济，让经济摆脱低谷的时候，究竟应该从何入手呢？wheretostart?作者也迷惑了：也许理论只能总结到这个层次再也深入不下去了。我想，如果顺着这个思路走，大概理论应该就此停止了。因为这两个概念本身已经很接近操作层面了，在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实在没有太多东西可以generalize了。这个时候有两个继续研究的方向：一个是撇开抽象不谈，进行case研究；另一个方向是采用新的概念，建立新的思路，或许可以更加深入一点，不过希望可能不大。
再说长期性的制度建设。没有这个长期的政策，经济增长是无法维持的。短期内可以刺激经济发展。但是要想继续增长，早晚要采取长期的制度建设，比如建立对财产的严格保护，法律法规的完善等。那么中国应该采取哪些长期的制度建设战略呢？我想，先验的答案是没有的，抽象的理论大概也到此为止了。结合中国的实际，我以为，中国的长期的制度建设战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量效益差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就是这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这是要引起失业的。不能一下子完成，所以是长期的战略。林老师认为，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以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宗旨。退出是长期战略，但是和国有企业退出相比，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更加难做到的，也是更加长期的战略。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是退出和改善并举。这条该作为中国长期战略的第一条。第二条，建立法治国家。只有如此才能缓解社会矛盾，同时规范市场秩序。法治比民主更加有意义。所谓的民主有一半是欺骗百姓的政治口号。而法治不仅仅是口号，而且是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中国以后是否应该实行三权分立，这是可以商量的，因为这是末，而法治却是本。即使在封建社会都要有很大程度的法治，法治对社会发展极端重要。当然这里的法治不是字面上条文上的法治，而是事实上的法治。也许需要一场新的社会思潮来席卷，来激荡人们的心灵，中国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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