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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场'莫名其妙'的批判，5、60年代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韦君谊在其自传《思痛录》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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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扬说：'现在文艺界团结了，就是胡风派，这个小宗派，还有些问题。'我不知道什么宗派问题，也不认识胡风，也就信以为真。胡风写了一个三十万言书，作协把它印发了，说要批判它的错误，我也认为其中必有错误。到后来，忽然在报纸上宣布：胡风不只是文艺观点错误，而是反革命集团，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这一次，大家才真的震惊了'我还写了篇文章，批判胡风，以为自己这样做是听党的话，紧跟周扬。我实在不懂胡风和周扬的理论根本争端何在，以为毛主席真的发现了匪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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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通过此次出版的《胡风三十万言书》以及李辉所著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们可以看到，胡风事件其实是当代历史之链上无法省略的一环。在其之前，发生过'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等等；在其之后，又发生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而许多人在急急地批判了胡风之后，又被其他人狠狠批判。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东西，也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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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这个时代，胡风案似乎离我们更加遥远，正如绿原先生在本书的长序中所说的，'被简称为'胡风事件'而进入正史的这场公案，已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它的当事人，不论是批判者、审讯者还是被批判者、被审讯者，以及同时代自愿或被迫扔过石块或没有扔过石块的局外人和旁观者，大多数已纷纷离开了人世，少数健在的过来人也无不濒于风烛残年。回头来看看今天的文艺界，岂止令人恍如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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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正因为如此，此时重读《胡风三十万言书》，反而给人一种戏剧性的'间离'效果，一些当时争论的重点，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了它们严峻的现实意义，而另一些限于时代特征不能谈，不愿谈或只能隐约带过的'闲笔'，则在今天呈现出其独特的现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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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感受里，《胡风三十万言书》与其说是胡风对当时某些文艺领导人'宗派主义'的反驳，不如说它在本质上更是一种'个人化写作'与体制性改造的本源冲突。从这个角度而言，胡风为了获取最高领导人的认同，而针对当时文艺界某些'宗派'的诘难，反而容易令不知情的后来读者产生一种'小宗派'或'非主流宗派'对'主流宗派'意气之争的感受。但从根本上来说，胡风所自承的鲁迅风骨，正是一种与所有体制性改造格格不入的价值体系。就这一点而言，远比胡风洞明世事的鲁迅在文章中所发出的'即便到了新时代，我的命运也不过是穿红背心扫大马路'（大意）的感叹该更加切近于中国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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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社会学家黄平在'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的经历探源'的专论中曾专章论及胡风事件，在黄平看来，早在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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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平在论文中指出，《延讲》'不仅裁决了上述人物同周扬等关于歌颂与暴露的争论，而且更重要的是规定了投身革命的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权力－知识格局中的位置。这样，本来并不是延安整风的主要文献的《延讲》，后来事实上成了确立中国文艺及思想领域里正式的权威性话语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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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黄平指出，不论胡风是否意识到，他的《三十万言书》中的'五把刀子'论所实际捅向的，已经远远不是何其芳林默涵等人了。这里的问题，甚至也不在于毛作为个人有什么不可触犯性，相反，作为现行体制的象征和代表，他所体现的,是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于一体的总体性权威，这才的确是不容怀疑的，更不容以任何组织或团体的形式去向这种权威进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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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在历次运动中不断受到批判，除了新体制本身就内在地包含了对知识分子实行制度与思想的双重改造，从而使他们成为体制的有机分子（或至少与体制不冲突的成员）之外，被批判的知识分子自己一直没能意识到自己在新的权力－知识格局中的位置，没能适应新的话语规则，包括新的权威性正式语言的规则和阐释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规则，也决不是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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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风的朋友聂甘弩在《胡风八十》诗中写到'不解垂沦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聂甘弩在这里把胡风比作和上帝作战的刑天，《山海经-海外西经》说'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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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上帝'在这里所代表的并非是那个'喜怒无端'的人格神，而是他身后所代表的制度、秩序与理想。深具诗人气质的胡风恰恰没有看到（或者不愿意看到）这一更加本质的存在，因此《三十万言书》也注定了成为一场悲剧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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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原在序中曾引用一段是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代表作《徐伯利翁》中的名言来形容胡风的文字生涯：'倘无古老而缄默的山岩即命运横亘于前，心灵的波涛将不会如此壮丽地飞溅起来而化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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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风的悲剧根源正在于他的经得起考验的'思想'，正在于他的'壮丽地飞溅起来'的'心灵的波涛'，正在于他不能不与之打交道的'山岩'般的'命运'。而这种悲剧性的命运同样造就了胡风在中国文学史上无法忽略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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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