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里认为：'士已从固定的封建社会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社会出现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待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便有了'仕'的问题。'仕'的本义乃是'士'在其'位'（即士人），而恰恰只有'不在其位'，才有'仕'的问题。我们本能地把'仕'等同于'为官'（仕宦），这多少是中国历史内部权力异化后的印象，'仕'被简单地理解为'如何获得其位'，而'位'又进一步成为权力的象征，'学'与'仕'便如同一根不断拉紧的橡皮筋，'仕'成为异化的权力，而它的异化，同时也改变着'学'的最终目标。难怪于宋真宗赵恒的那首《劝读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女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常向窗前读。'这首诗罗列种种'学'的好处，是各种权力（势）想象的叠加，最终归结到'五经'（学）上面，'学'成为致'仕'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仕'成为'学'的终极目标，这样一来，目的和手段分化，在'士'的传统的背面，也同时伴随着一个'仕'的潜流，'仕'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实现理想的最现实的出路。
此书对于研究官本位的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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