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用来占筮的书，一般称为《周易》。目前，对《周易》成书的时代，学术界尚有争论，但西周前期却为大多数所接受。
奴隶制自夏开始到西周前期为止的一千年间经历了三次动荡。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2100年左右后羿引起的寒浞之乱；第二次发生于公元前1766年，历史上称成汤之革；第三次发生于公元前1066年，历史上叫周武革命。前二次的社会动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观念有所影响，但由于它们属于奴隶主阶级内部的进退之争，并没有动摇奴隶制的社会基础，因此对人们的观念波及并不大。第三次新生的封建制对奴隶制的否定，使社会发生剧烈震动。由于封建制的兴起，从经济结构到典章制度、社会礼俗、无不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人们的观念上，对传统的思想'天命'也发生了动摇，要求对'天'重新作出解析。《周易》就在这样一个时代产生了。
周统治者宣称他们取代商人的统治是天意，'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周人灭了殷后，为了永葆天命，又提出了重要的'以德配天'的思想。经过周人的改造，天神虽然仍保留着自然界百神长的身份，但在使用价值上已然与人们的需要融为一体了，其意志由代言人，即周统治者来体现。而《周易》则是周人的第一个理性认识产物。
《易经》一书出自何人之手？从它的内容看绝非一人一时之作。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及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都说卦爻辞为文王所作，而东汉马融、三国吴人陆绩又说卦爻辞为文王所作，爻辞出自周公旦之手，诸说缺少根据，俱是伪托；它的真正作者应该是一代又一代的卜史们。
在上古职官中设有史与祝。祝是管祭祀神的，史是负责记录统治者言行和国事的官。因为统治者凡事要示问，通过祝祈求上天决疑，又由祝代表国家向天神求佑，所以巫覡在上古宗教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沟通人和神的媒介。在今天看来这种做法是最愚昧的。但不要忘记，这种神职人员应该是从天命中觉醒的第一批人。对天神是否存在以及是否有意志，认识的比任何人都要透彻，天神体系最薄弱的环节正是反映在这些神职人员的身上。与其说是祈求神佑，不如说是捕捉征候、搜索事物发生变化的前期征兆；他们是靠自己的脑去推断卜卦与可能发生的情况的对应程度。这种愚昧无意间造成一个不愚昧的结果，由他们一手建立了严格的卜卦复验程序，卜史们每次占卜后都要与后来发生的实际情况相验证。通过总结修订、归纳整理卜筮记录，使他们的认识不知不觉中逐渐逼近规律性，于是八卦产生了。这个不停反复修订的过程再延续下去，六十四卦也诞生了。
在古代历史上，没有一项思想工程能比六十四卦的总结更艰巨，也没有一项思想工程的容量能望其项背。仰观天象，俯察物理，系统性最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方法绝无仅有。六十四卦代表着事物发展变化的64种典型状态，其框架是象数之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易》是第一部对预知未来的渴望之作。穷究事理的欲望恐怕是人类独有的禀性，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欲望，才使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积累了知识，并开创了一切科学文化。
诚然，世界的总发展趋势或是时代的精神等等是可以做到心中有数的，不过差不多都是后世史学家们将已往的历史事实归于某种体系，予以科学的解释而已。至于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即便依据眼前的形势能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其动向，但却未必有其必然性。
易经在揭示自然现象中遵循因果法则，存在着必然性，而服从必然性的自然现象肯定是能够预测的同时，指出事物的变故受到偶然性的支配，这种偶然性是由'自由意志'决定的。
行动决定于每个人的意志，却因人而异，大相径庭。对多数人来说，意志未必不折不扣地信赖理性，况且理性本身也未必有坚定不移的自信。意志的游移会导致决断时的迷惑，感情的卷入会更加深这种困境。因此作出最后决断的所谓'自由意志'，多半是指心血来潮的意志。
如果没有意志，自然界就不存在偶然性；正因为生活于偶然性中，人们才能从中选择。
《易经》从它面世后三千年间，华夏文化的各个门类，无不打上了易的烙印。这部奇书能发挥作用，不在其文字力量，而在于通篇所内涵的博大精深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浸润着华夏文化的根系.
- 欢迎来到文学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