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大庆《鉴真传法东渡记》
'李建明'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一种人文精神，是一种情操。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令人振奋的不是那些刀枪剑戟的厮杀，也不是英雄豪杰马革裹尸的悲壮，而是那些风尘仆仆、艰难跋涉传播文明的文化使者。这是我读余大庆《鉴真传法东渡记》的感悟。
盛唐扬州僧人鉴真，在天宝元年（745年）应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等邀请，前往蛮荒落后的东瀛岛国。几经挫折，历时11年，至唐天宝12年（753年）第六次航行，于日本胜宝六年（754年）抵日本九州。翌年在奈良东大寺建筑戒坛，传授戒法，为日本佛教徒登坛受戒之始。759年建唐招提寺，传布律宗。并将中国的建筑、雕塑、医药等介绍到日本。鉴真东渡，给日本送去很多，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却没给我们大唐带来什么。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鉴真不顾性命，冒死偷渡去荒蛮落后的岛国，难怪他很多的弟子和信众不理解、不支持，甚至联络官府，百般阻挠。也因为这样，关于鉴真和尚生平事迹的历史记载，正如该书介绍的，只有日人所著《东征传》数千字及其转述。因此，如果不像已有的小说、剧本那样虚构故事，又不涉笔那一时期东亚社会的历史背景；单从字数上讲，就是很难成书的。所幸作者文史哲学养深深，厚积薄发，从一个民族文明发展史上的轴心期作用入手，配合大量的链接文字和精美图片，把鉴真东渡的历史传奇写得摇曳多姿，把东渡航程中的波折风险写得栩栩如生，而第六次东渡的有惊无险，更让人心有余悸。
然而，历史上无数的文化传播者，他们栉风沐雨，卧冰眠雪，九死而不悔，许多人抛身荒原黄沙、黑水恶浪中，只有少数几个人走进煌煌史册中，走进五彩的佛教壁画上，走进民间传说和故事中。比如，向日本传播盛唐文化的中国人很多，为什么历史偏偏挑选的是鉴真？如果能回答这个问题，必然会给本书带来较高的学术品位，而不流于一般化。有关鉴真东渡的书出了不少，但有的作者往往避开这个话题，或者语焉不详，一笔带过，转而展开想象的翅膀，描写鉴真的奇闻轶谈。故事当然生动，但毕竟不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也少了真实性。
作者从大处着眼，勾勒了隋唐时人的开放胸襟，社会的繁荣昌盛，文化的丰美璀璨。在这种氛围下扬州佛教文化的发展和兴盛，鉴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为佛学的文化昆仑。同时，展现了日本的'中国情结'。再从当时的佛教界中，在鉴真去日本以前，作者引述：'名德大僧先后入寂，南方的律宗大师，惟有鉴真一人。也只有鉴真能担得起赴日传律的重任了。'作者从环境、时机和大师的成长过程，说明了鉴真承担文化使者的机缘。'作者从环境、时机和大师的成长过程，说明了鉴真承担文化使者的机缘。这样就给过往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无限逼近真实的超越性的视角：在广袤的时空之海中，鉴真东渡不再是一个掐头去尾的孤立史实或励志样本，而是具体个人在特定历史境遇中的必然选择，也是特定时代赋予具体个人的神圣使命。
从历史的宏观方面来看，正是通过这一本书，我才知道：原来鉴真在日本文化发展进程中功绩之巨，缘于其在日本文化轴心期所起的关键作用。与现今社会上甚至学术界'鉴真东渡只为在日本传播佛教戒律'的一般认知不同，该书探微索隐，着力揭示了鉴真师徒的天台信仰。因此我知道：传戒只是东渡最直接的目标和阶段性任务，而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天台宗在日本的传播，才是鉴真对日本民族的精神生活发挥深远而持久影响的真正原因。这种影响贯穿于奈良时代南都佛教、平安时代北岭佛教、镰仓时期新佛教等整个日本古代思想史、文化发展史的各个时期。这样，原先思想史上混沌不明的东渡意义，就豁然开朗了。而以中、日、韩等为主要民族的东亚文化交流史和文明发展史的整体轮廓也得以呈现在我们眼前。
从历史的细微处来看，
该书不仅是鉴真生平事迹的记录，更是一部哲学史、宗教思想史和文化发展史。图文并茂的版面不仅让人悦（喜悦的悦，不是'阅'的别字）读，而且能在悦读中破除习见的谬见、注意到曾被忽视的知识。比如书中一幅吉祥结的图片和几行释图文字，在作者来说可能是用来点缀版面的花絮，却让我受益匪浅。原来我们一直以为是纯正国粹的'中国结'（其来源，很多介绍中国文化知识的读物不明就里，甚至追溯到结绳记事的中国上古时代），竟然是舶来品！最本土的习俗却源自外来宗教，文化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的问题就是这么有趣，发人深思。
本书在系统讲述鉴真生平事迹的过程中，有机穿插和链接了相关的文史知识，让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体会到人文精神，获取知识的营养。这是作者的创新之处，显示了他的睿智。
阅读是一种乐趣。从图片的选取中可以看出作者尽量考虑读者的阅读体验。照片中，作为物质形态存在的残垣断壁、修复的古迹，在斜阳下，野风中，向人们传译历史的密码，倾诉惊心动魄的往事，是一首首韵味无穷的哲理诗。
历史是一种精神，是人类生活沉淀和净化的过程，著者跋涉在遥远的历史地平线上，拍摄下一组组远去的背影，寻觅文明的碎片，让读者陷入长久的沉思之中。
'